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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日内瓦时,我没去看任何人,但到了桥上时,我开始受不了了。我每每见到这座幸福之城的城墙,我每每进入这座城市,因过于激动而无不感到有种心力衰竭。在自由的崇高形象使我灵魂升华的同时,平等、团结、道德高尚的形象则使我不禁潸然泪下,激起一种失却了这所有一切幸福的强烈的后悔。我身在何等的错误之中啊,可这又是多么自然的事啊!我一直以为在自己的祖国看见了这一切,因为它们一直装在我的心中。
尼翁是必经之地。就这么走过不去看看老父亲!如果我有这个胆量,那我会愧悔而死的。我让梅塞莱小姐留在客栈里,便不顾一切地去看望父亲。唉!我害怕他真是没有道理!一见到我,他那颗充满父爱的心便敞开了。我俩拥抱着,流下了多少的泪水啊!他先还以为我回到他身边不走了。我把自己的情况和打算告诉了他。他不同意,但并不坚决。他向我指出我这样做的种种危险,说是荒唐的时间越短越好。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打算硬留住我不放,我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未尽其所能地挽留我,这也许是他自认为我走了这一步之后,已不该回头了,也许是他不知道对我这个年龄的人该如何办是好。我后来得知,他对我的旅伴有一种很不公正、远离实际却是很自然的看法。我的继母是个好女人,稍稍有点假情假意,她假装要留我吃晚饭。我没吃,但我对他们说,回来的时候,打算同他们多待些日子,并把用船运来的我的小包袱存在他们那里,因为我觉得是个累赘。第二天,我一大早便走了,很高兴见到了父亲,并敢于尽了为子之道。
我们平安抵达弗里堡。旅行快结束时,梅塞莱小姐的热情稍稍减退。到了地方之后,她对我相当地冷淡,而且,她父亲生活并不宽裕,也没盛情款待我。我去客栈住了。第二天,我去看了他们父女。他们留我吃午饭,我答应了。我们分了手,并未流泪。晚上,我回到小客栈。到达后的第三天,我又动身了,但并不太清楚打算去往何方。
这是我一生之中上帝给我的又一次机会,让我过上正是我所需要的几天幸福时日。梅塞莱小姐是个很好的姑娘,虽不靓丽美貌,但一点儿也不难看。不太活泼,但很明理,顶多会使点小性子,哭一阵子就完,从不闹个天翻地覆。她确实是很喜欢我,我要娶她也不犯难,并可继承其父业。我对音乐的爱好是会使我喜欢上她父亲的。那我就会在弗里堡安家立业了,弗里堡是个小城,不漂亮,但居民们是些好人。我无疑会丧失一些大的乐趣,但可以平安无事地生活到死。然而我比谁都清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的摇摆。
我没回尼翁,而是去了洛桑。我想欣赏那个美丽的湖,在那儿看湖可以饱览无遗。我决定性的秘密动机大部分都不是很坚定的。遥远的希望很少有足够的力量能促使我行动。前途莫测总是使我把需要长期努力的计划视为骗人的诱饵。我同别人一样投身于希望,只要它无须我费劲乏力就成。但是,如果必须长期坚持的话,我就受不了了。眼前的任何微小的欢乐都比天堂的快乐更吸引我。不过,我是把事后伴随着痛苦的快乐排除在外的;这种快乐对我没有诱惑力,因为我只喜欢纯净的快乐,而当人们知道要追悔莫及的话,则无快乐可言。
我急需赶到任何地方,越近越好,因为我途中迷了路,晚上到了姆东,除留下十个克勒蔡尔外,所剩的一点点钱全花掉了;这十个克勒蔡尔第二天也付了午饭钱。晚上,我到了洛桑附近的一个小村子,身无分文,不顾一切地走进一家小客栈。我饿极了,但装出落落大方的样子,叫人上晚饭,仿佛付得起饭钱似的。我什么也不想地就去睡了,睡得还挺踏实。早晨,吃过早饭之后,与店主结账,总共七个布兹,我想把外衣留作抵押。正直的店主没收,说是感谢上苍,他从未扒过谁的衣服,也不想为了七个布兹开这个头,叫我留着衣服,方便时再还钱不迟。他的好心让我感动,但并没感动得什么似的,也没有我回想起此事时那样的感动。我很快便让一个可靠的人还了他的钱,并连声道谢。但是,十五年后,当我从意大利回来又路过洛桑时,我着实后悔,竟忘了客栈及店主的名字。我本会去看看的,我会真的高兴地向他提及他做的好事的,还要向他证明他没有白做好事。我觉得,无疑是更为重要的、但是招摇过市的帮助,并不比这位诚实人的简单而不宣扬的善行更值得感激。
走近洛桑,我在想象着我那潦倒落魄状,考虑着如何才能摆脱窘迫,别让继母看出来。我把在这徒步朝圣中的我,比作刚到阿讷西的我的朋友旺蒂尔。这么一想,我有了劲头,没考虑我既不像他那么俏皮,也没他那份天才,竟想在洛桑充作小旺蒂尔,教授我并不通晓的音乐,还要自称是从巴黎来的,其实我从未去过巴黎。由于那儿没有音乐训练班,找不到代课的活儿,而且,我也没胆儿闯到音乐圈中人的堆里去,所以,按照我那美好的计划,我先打听有没有一家价廉物美的小客栈可供食宿的。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叫佩罗泰的人,留宿过往客人。这个佩罗泰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把事先编好的瞎话向他说了一遍。他答应为我张罗,设法为我找点学生,并对我说,等我挣了钱之后再结他的账。他的膳宿费是五个白埃居()①,这价钱实在不高,但对我可不是个小数目。他劝我先入半伙,即午餐只有一个浓汤,没有别的,但晚上却可美餐一顿。我同意了。这个可怜的佩罗泰以菩萨心肠对我关怀备至,竭尽全力为我效劳。为什么我年轻时候尽遇上好人,而年纪大了就见不到什么好人了呢?是好人死绝了?不,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那个阶层已非我当年遇上好人的那个阶层了。在平民百姓中,澎湃的热情只是偶然为之,但自然情感却常常流露。在上流社会,这种自然情感被彻底窒息了,在感情的幌子之下,从来只有利益或虚荣在支配着。
我从洛桑给父亲写了封信。他把我的包袱寄了来,并附信向我提出一些很好的忠告,我本该更好地从中得到教育的。我已经提到过,我有时候神志不可思议地混乱,自己都不再是自己了。下面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为了弄清楚我当时头脑错到什么程度,只需看看我一下子都干了多少荒唐事就行了。我连谱都不识竟当起音乐教师来了。我是曾同勒梅特尔一起待过六个月,可能使我有所得益,但六个月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我又是师从一位大师,这就注定我是学不成的。我是日内瓦的巴黎人,又是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我认为应该改名换姓,就像我改变宗教和祖国一样。我始终在尽可能地向我所模仿的那个大人物靠拢,他名叫旺蒂尔·德·维尔纳夫,因此,我便把卢梭这个名字的字母倒腾一下,变为沃索尔,这样,我就叫沃索尔·德·维尔纳夫了。旺蒂尔会作曲,尽管他毫不夸耀;而我,尽管不会,却跟谁都吹嘘会作曲,而且,我连最简单的讽刺民歌都记不下来,却以作曲家自诩。这还不算。我被介绍认识法学教授特雷托伦先生,他喜欢音乐,常在家里举行音乐会。于是,我就想向他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就煞有介事地为他的音乐会胆大妄为地作起曲来。我坚持着一连写了半个月,把这个精品写好,誊清,标定音部,信心满怀地划分乐章,仿佛这真的是一部管乐佳作似的。最后,大家很难相信,但实实在在的是,为了无愧于这部上乘之作,我在最后给它加上的一段优美的小步舞曲,竟然广为传唱,大家也许还记得这几句当时无人不知的歌词:
简直是水性杨花!
简直是无情无义!
怎么!你的克拉丽丝
会欺骗你的爱情?……
这有低音的曲子是旺蒂尔教我的,原词猥亵下流,因此我才记住了。我便把这支小步舞曲及其低音放在我的作品的末尾,但删去了歌词。我就像是对月球居民说话似的那么斩钉截铁地说,这曲子是我作的。
大家聚集起来演奏我的作品。我向每个人解释速度快慢、演奏风格、各音部的反复,忙得不亦乐乎。大家调音时的五六分钟,对我来说,犹如五六个世纪。最后,一切准备就绪,我用一卷漂亮的纸卷,在我那指挥台桌上敲了五六下,让大家注意了。大家安静下来,我便严肃地打起拍子。开始了……不,自从法国歌剧存在以来,人们从未听到过这么不协调的音乐。不管大家对我所谓的才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反正这次的效果似乎比人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乐师们憋着,免得笑出声来。听众们睁大了眼睛,而且可能真想堵上耳朵,但又无法办到。我的那些刽子手般的演奏员故意凑热闹,弄出很大噪声,连聋哑人的耳膜都能穿透。我始终坚持指挥着,当然,满头大汗,但因脸面关系,不敢溜之大吉,也不敢撂下不管。可结果是,我只听见周围的听众在窃窃私语,或者是对我悄声在说:“简直是受不了!多么疯狂的音乐!真是群魔乱舞!”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残酷的时刻,你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你的音乐在法国国王及其整个宫廷面前会激起惊叹和掌声;想不到有一天,你周围包厢里的最可爱的女人们会窃窃私语:“多么动听的音乐!多么迷人的乐声!所有这些歌曲是多么扣人心弦啊!”
但是,使大家乐不可支的是小步舞曲。刚演奏出几个节拍,我便听见四面八方爆发出笑声来。每个人都就我歌曲的优美韵味祝贺我,并肯定地说这小步舞曲必将使我声名鹊起,一定到处受到赞颂。我无须描述我多么苦恼,也无须承认我是自作自受。
第二天,我的一个名叫吕托尔的演奏员前来看我,他挺厚道,没有对我的成就表示祝贺。我深感愚蠢,羞愧难当,追悔莫及,对落到这步田地十分沮丧,所以不可能把那么大的痛苦憋在心里,便向他敞开了心扉。我任随眼泪哗哗流淌。我不仅向他承认自己对音乐一窍不通,还把前后经过全告诉他了,只是要求他别讲出去。他答应了,但他是否真的保守了秘密,大家可想而知。当天晚上,全洛桑的人都知道我是什么货色了,但了不起的是,没有谁在我面前表露出来,连好心的佩罗泰也没有,而且仍旧供我食宿。
我继续活着,但十分悲伤。有了这么个开端,那对我来说,今后洛桑就不是个久留之地。学生没几个,而且没有一个女的,都不是本城的人。总共只有两三个肥胖的德国人,同我一样的无知蠢笨,让我烦得要死,在我手里成不了大音乐家的。只有一家请过我。这家有个狡猾的女孩,故意拿出许多乐谱让我看,可我连一个谱也不识,她随即便在老师大人面前唱了起来,让老师知道该怎么唱。我毫无一看便知的识谱能力,所以,在我提到的上面那次辉煌的音乐会上,我不可能一下子就跟上演奏,不知道大家是否把我眼前摆着的、我亲自作的曲子演奏得很好。
我陷于这么多的羞辱之中,但因不时地获得两位可爱女友的信息而得到一些温馨的安慰。我一直能在异性中找到一种巨大的慰藉,在我倒霉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一个可爱女子的关心更能抚平我的痛楚的了。但这种鸿雁往返,不久便停止了,而且再没续上。那是我的过错。我换了住处,竟忘了把地址告诉她俩,而且由于我被迫常常考虑自己,竟然很快便把她俩给抛诸脑后了。
我好久没有提到我那可怜的妈妈了。但如果大家以为我也把她给忘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一直想念着她,总想重新见到她,不仅仅是为了我的生计,而且更是我的心的需要。我对她的依恋,不管多么强烈,多么温馨,都不妨碍我去爱别人,但那不是同一种方式的爱。所有别的女人受到我的钟爱皆因其姿色使然,一旦没了姿色,我的爱也就随之消失;但妈妈不然,尽管她会变得又老又丑,可我的爱却不会减退。我的心已经全然把它起先对她的美貌的崇敬转移到她本人身上。不管她有何变化,只要始终是她,我的感情就不会改变。我很清楚,我欠她的情,但我实际上没这么去想。不管她为我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反正都是一样的。我之所以爱她,并不是出于义务、利益,也不是因为中意,而是因为我生来就是爱她的。当我爱上了别的女人时,我会分心,这我承认,而且对她思念得也少了些,但我仍旧是以同样的愉快心情去想着她。不管我爱没爱上别的女人,反正我想到她的时候,总感到只要离开她,我的生活中就从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虽然那么久没有一点她的消息,但我从没以为我会完全失去她,也没认为她会忘掉我。我寻思,她迟早会知道我漂泊无着的,会告诉我她的一点音讯的。我坚信,我将能与她重逢。在此期间,能住在她的故乡,能走在她走过的街道上,能在她曾住过的那些房子前走过,对我来说,是一件美事。但这一切全都是触景生情,因为我有一种荒谬的怪癖,不敢打听她,也不敢说出她的名字,除非迫不得已。我觉得,一提她的名字,就把我对她的一片痴情暴露出来了,嘴便管不住,道破了心中的秘密,这样也就可能连累她。我甚至认为,这其中夹杂着某种恐惧,怕人家对我说她的坏话。人们对她的出走议论纷纷,对她的行为举止也有所谈论。我害怕别人不说我愿听的有关她的话,所以我宁可别人根本别谈论她。
因为我的学生占用我的时间不太多,而且她的出生地离洛桑也只有四法里,我便在那儿玩了两三天,心情始终愉快极了。日内瓦湖及其湖岸的绮丽风光映入眼帘,有着一种我难以形容的特殊魅力,但这并不单单是因为景色之美,而是因为我说不出的更加有趣的东西,在使我忘怀,使我钟情。每当我走近沃州,我便浮想联翩,回忆起在此地出生的瓦朗夫人、在此地生活过的我的父亲、在此地使我情窦初开的维尔松小姐以及我童年时在此地作过的好多次愉快的旅行。而且,除此而外,我觉得还有某种比这更加秘密、更加强烈的原因。当我强烈渴望的那种从我手中逃逸,而且我为之而生的幸福甜蜜的生活前来刺激我的幻想时,我的思绪总是定在沃州那地方,定在那临湖之地,定在那迷人的田野。我只需要在这湖边而非别处有座果园,我需要有一个可靠的男友、一个可爱的妻子、一头奶牛和一条小船。只要有了这一切,我就会感到幸福美满。我笑话自己的单纯,曾多次去到那地方,单单是为了去寻找这种想象中的幸福。我一直很惊讶,在那儿看到的全是与我去寻找的人性格迥然不同的居民,特别是女人。我觉得这是多么不相称啊!我始终感到那地方与那地方的人是很不协调的。
在我去沃韦的旅途中,我沿着那美丽的湖岸而行,心中充满着最温情的忧伤。我激情满怀,心儿扑向无数淳朴的幸福:我动情,我叹息,还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有多少次,为了哭个痛快,我驻足停步,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眼泪掉进水里。
我到了沃韦,住在拉克莱客栈,两天中,谁也未见。我对该城有了一种爱,使我在所有的旅行中都心驰神往,终于使我把我小说的主人公安排在了这里。我会很乐意地对那些具有品位、富于感情的人说:“去沃韦吧,去看看那地方,观赏一番它的景色,在湖上荡舟划船,然后,你们说说看,大自然是不是为了朱丽,为了克莱尔,为了圣普乐而造就的这个宝地。但是,别去那儿寻访他们。”现在,我还是回到自己的事上来吧。
由于我是天主教徒,而且自认不讳,我便大大方方、无所顾忌地遵从我所信奉的宗教的祭仪。每个星期天,当天气晴和时,我便去离洛桑两法里的亚森做弥撒。我通常同其他一些天主教徒,特别是同一个巴黎绣花工一起去。后者的名字我忘了。他不是像我这样的巴黎人,而是一位正宗的巴黎人,一个献身上帝的地道巴黎人,是个像香槟省人一样的好心人。他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因此,从不愿意怀疑我是不是巴黎人,担心失去谈论家乡的机会。副司法行政官克鲁扎先生有一名园丁,也是巴黎人,但人不随和,认为无缘成为巴黎人而胆敢冒充巴黎人,那是在损害自己故乡的荣誉。他常以一种肯定会让我露馅的神气询问我,然后便诡谲地笑笑。有一次,他问我新市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想而知,我胡诌了一通。在巴黎度过了二十年后,我现在该是很了解这座城市了,但是,如果有人今天还问我这个问题,我仍旧是答不上来,而且人家可能也会据此认为我从未到过巴黎。即使事实明摆着,人们也会根据一些错误的原则判断事物的。
我说不准究竟在洛桑待过多久,我对这座城市没有太深的印象。我只知道因为在那儿找不到办法生活下去便去了纳沙泰尔,并在那儿过了一冬。我在纳沙泰尔还挺顺利,收了几名女生。尽管我欠我的好朋友佩罗泰不少钱,但他还是诚恳地把我的小行李寄还给了我,所以挣到钱后,我还清了他的债。
我边教音乐,边不知不觉地在学音乐。我的生活挺适意,一个有理智的人本会感到满足的,可我那颗不安分的心却向我要求别的。星期天或闲暇时日,我便跑到附近的田野和树林中去,没完没了地游来荡去,冥思苦想,唉声叹气。每当我一出城,非等天黑了才返回不可。有一天,在布德里,我进了一家小酒店吃午饭,看见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男子,穿着一件希腊式的紫衣服,戴着一顶皮帽,服饰和仪表相当高贵,但是说的却是一种几乎听不清的方言,简直使周围的人全都听不明白,有点近似意大利语。可他的话我几乎全听懂了,而且只有我一人听得懂。他只能连说带比画地同店主及当地人表明自己的意思。我同他说了几句意大利语,他全听懂了。他站了起来,激动地走过来拥抱我。我俩立刻成了朋友,而且,从这时起,我便充当了他的翻译。他的午饭挺丰盛,可我的连一般都谈不上。他邀请我同他一道吃,我也就没有谦让。我们边吃边说,很是投机,等吃完饭,已经是难舍难分了。他对我说,他是希腊正教的主教、耶路撒冷修道院院长,是为修复圣墓而来欧洲募捐的。他拿出俄国女皇和奥国皇帝的漂亮证书给我看,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君主给他的证书。他对自己到目前为止所募捐到的挺满意。但在德国曾遇到一些难以想象的困难,因为他德语、拉丁文和法语一句也听不懂,只好说希腊语、土耳其语,实在没法还得说法兰克语。这就使他在德国一筹莫展,所获甚微。他建议我陪伴他,做他的秘书兼翻译。尽管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色小外衣,跟我的新职位倒也般配,但是看上去穿得很不怎么样,所以他认为把我弄到手并不繁难。他确实没有想错,我们很快便谈妥了。我没提任何要求,但他许了不少愿。我一无保人,二无保证,三无熟人,却跟了他去,第二天便动身去耶路撒冷了。
我们的旅程从弗里堡州开始,在那儿没有什么大的收获。主教的身份要紧,不能去乞讨,也不能去向个人募捐。他向元老院陈述了自己的任务,获得了一小笔钱。我们从那里到了伯尔尼。这里手续繁杂,检查他的证件一天是办不完的。我们下榻在当时的上等旅馆——雄鹰旅馆,里面住的尽是上流社会的人,就餐的人很多,饭菜一流。我长期以来一直是粗茶淡饭,很需要补补身子,这次有了机会,当然不能放过。主教大人也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喜欢边吃边聊,性格又开朗,跟听懂他的话的人很能聊。他知识面较广,卖弄起自己渊博的希腊知识时很是津津乐道。有一天,在吃饭后甜食时,他在夹榛子的时候,把指头夹破一道很深的口子。由于血流如注,他便把破手指伸给同桌的人看,一边笑哈哈地说:“先生们请看,这是古希腊人的血啊!”
在伯尔尼,我对他还是挺有帮助的,不像我起先担心的那么糟。比起替自己办事来,我胆子大得多,说话也更流利。这里的事没有在弗里堡时那么简单。必须同邦首脑们进行不断地长谈,而且审查起他的证件来也是慢腾腾的。最后,一切手续全办妥了,他才被允许拜谒元老院。我作为翻译同他一起进了元老院,而且有人还叫我发表谈话。这真出人意料,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同元老们分别长谈之后,还必须当众说一番,仿佛先前什么都没谈起似的。可想而知,我多么窘迫啊!对于一个非常腼腆的人来说,不仅要当众发表谈话,而且是面对伯尔尼的元老们,又是即兴发言,事前没有一分钟的准备,这真够要我的命的。但我并没被吓住。我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希腊主教的使命。我赞扬了一番对他前来募捐有所贡献的王公们的善行义举。为了激起元老们的劲头,我以激将的口吻说,我对他们没少抱希望,因为他们一向乐善好施。然后,我竭力证明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不论他是哪个教派,这都同样是一件善事。我最后还说,上苍将会赐福于愿意参与这一义举的人。我不敢说我的演讲产生了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话受到了赞赏,所以从元老院出来,希腊主教获得了一笔像样的捐赠,而且,他的秘书的才能也得到赏识,把赞扬我的话翻译出来当然是件快事,但我没敢逐字逐句地翻译给他听。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当众说话,还是当着权贵们,而且也是我平生头一次说得这么大胆,这么好。同样一个人,才能竟有如此大的差别!三年前,我去伊弗东看我的老友罗甘先生时,我曾接见过一个代表团,因为我向该市图书馆赠过一些书,该代表团是来向我表示感谢的。瑞士人善于夸夸其谈,他们对我大大地感谢了一番。我不得不致答词,但我窘迫不已,不知说什么是好,脑子里乱糟糟的,想不出词儿来,出尽了洋相。我尽管生性腼腆,但年轻时有时候也挺胆大的,年纪大了反倒不行。我越是见多识广,越是不能适应世事。
我们离开伯尔尼,去了索勒尔,因为主教打算再走德国,经匈牙利或波兰回国。这就绕大圈子了,但是,由于一路上,他的钱袋进多出少,所以他不怕绕远。至于我,我是骑马或步行几乎都喜欢,如果能如此这般地漫游一生一世,我真求之不得。但命中注定,我走不了那么远。
到达索勒尔,我们做的头一桩事,就是去拜会法国大使。对于我的主教来说,不幸的是这位大使是博纳克侯爵,曾任驻土耳其苏丹宫廷的大使,有关圣墓的一切事情他大概都一清二楚。主教拜会了一刻钟,我没被允许进去,因为大使先生听得懂法兰克语,而且意大利语说得起码同我一样好。当我的那位希腊人出来时,我正想跟上去,但被拦住了:该我去拜会大使了。我既然自称是巴黎人,就该像巴黎人一样的受大使阁下的管辖。大使问我是何许人也,要我向他说实话。我答应了,但要求与他单独谈,他同意了。大使先生把我领到他的书房,随即关好门。我立即跪倒在他的面前,说出了实话。即使我没许诺,我也不会少说的。因为我一直盼着随时能把满腹心事倒出来,而且,我已经向乐手吕托尔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心扉,就用不着再向博纳克侯爵藏藏掖掖的了。他对我的简短经历以及我叙述时所流露出的激动心情很满意,便抓住我的手,走进大使夫人屋里,把我介绍给她,并向她简略地谈了谈我的经历。博纳克夫人亲切地接待了我,并说不能让我同那个希腊教士走,因此,决定让我留在使馆,等着看看如何安置我。我本想去向我那可怜的希腊主教告别,因为我对他已经产生了好感,但没得到准许。他们派人去通知他我被留下了。一刻钟过后,我看见我的小行李送来了。大使馆秘书拉马蒂尼埃先生看来是负责照管我的。他把我领到我住的房间时说:“这间房间,在迪吕克伯爵时期,是一个与您同姓的名人住的,您应该在各个方面都能取他而代之,等到有一天,能让主人说起来,称为‘大卢梭’、‘二卢梭’。”我当时并不怎么想这么比试,如果我能预见我每天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的话,我是更不会跃跃欲试的。
拉马蒂尼埃先生对我说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便读起我住了其房间的那人的作品。因为受到别人的赞扬,以为自己有写诗的天分,我便写了首诗,作为试笔,颂扬博纳克夫人。但写诗的兴趣未能持久。我不时地写些平庸的诗句,对于熟悉优美的倒装句以及学会更好地写散文来说,这倒是一种较好的练习。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法国诗歌中发现较大的魅力,使我完全投身其中。
拉马蒂尼埃先生想看看我的文笔,要我把对大使先生说过的同样内容写下来。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听说这封信后来被马利亚纳先生保存过。后者早就一直跟随博纳克侯爵左右,后来在库代伊任大使的时候,接替了拉马蒂尼埃的职位。我曾求马尔泽布尔先生想法替我弄一份这封信的抄件。如果我能通过他或其他人得到抄件,那大家就可以在我的《忏悔录》的附集中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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