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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 变法维新（第1页）

康有为之所以能这么快上位，跟他写出两本“异端邪说”的奇书有关：《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指出，《周礼》、《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都是为王莽推行“新政”服务的，因此都是“伪经”。这跟某些“砖家”的嘴脸一样，宣布西方的一切理论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然后什么民主、自由都是假的。言下之意，这些书大家都别读了！读什么书呢？当然是我康有为的先进著作呀！

于是，康有为接着推出了皇皇巨著《孔子改制考》，在这本书中。老康成了孔子的代言人，孔子成了供康有为任意打扮的花姑娘。他动不动就孔子曰“人人生而平等”，读书人一看。就知道康有为这是雷死人不偿命，孔子最讲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人人平等”岂不是无君无父？孔圣人怎么会说出这种混账话？

这两本书在京城出版后，康有为一炮走红！可是南海的乡绅地主受不了，纷纷赶到他家乡的万木草堂打砸，跳起脚来骂康有为大逆不道，带人去刨了老康家的祖坟！

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被儒家禁锢了好几千年，突然跳出一个半桶水的康有为，也会觉得新鲜，他在北京恍如丧家之犬，也有一些思想开明的官员同情他，救济他。康有为便按照资助银子数量的多寡，“分封”这些救济他的人为“贤人”、“大贤人”。

康有为在结识了珍妃的表兄后。托他给帝师翁同龢写了一封毛遂自荐信，介绍维新变法。翁同龢一看，这康有为的书法不错呀，大有汉魏六朝碑学之遗风。甚为欣赏。加上康有为在托古改制中，加入了开矿、设厂、修铁路等务实的内容，翁同龢也似懂非懂。

当然。最让翁同龢心动的，是康有为在信中说：“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富强可驾万国。”

这足以吹破母牛屁股的“三年可自立富强”骗不了熟悉国情的吴王曾纪泽，忽悠不了老谋深算的张之洞，但翁同龢从来没搞过实际洋务，以为修铁路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一年可以来个万儿八千里，此时翁同龢已年过花甲，对他来说，这牛皮吹得很有吸引力，毕竟，再活二三十年没把握，再活三年，在有生之年看到大清国自立富强，正是翁同龢梦寐以求的。

翁同龢心想，李鸿章办了二三十年洋务没办到的事，他和康有为或许变法三年就能做到，这对李鸿章来说，该是多沉重的打击？于是兴冲冲跑到乾清宫去找光绪皇帝，说：“康有为之才，过为师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

在光绪皇帝眼中，翁同龢那是才华盖世，康有为之才百倍于他，那肯定是大清国的救星呀，加上光绪皇帝没有实际从政经验，一听三年能自立强国，于是马上决定下诏接见康有为。

翁同龢又赶忙罢手阻止：“康有为现在还是举人，按照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许召见，为师已经请康有为入幕僚，今秋科举，为师是主考，一定让康有为中进士，到时候皇上你再封他为四品官，即可召见。”

康有为当了翁同龢的幕僚，积极筹备变法事宜，这期间编撰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两本书，介绍日本和俄国变法维新的经验，还结识了刑部主事杨深秀、刘光第，内阁中书杨锐等帝党大臣。当年九月，康有为提前中进士，光绪皇帝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后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

康有为敬献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两本书，这两本书的内容，又是经过康有为精挑细选的，光绪皇帝看了脊梁骨直冒冷汗，感觉不马上变法，大清国就要完了，赶忙再次求教康有为：“如何变法？”

康有为一夜暴成名，自信心爆棚，胸有成竹地忽悠光绪皇帝说：“宜变法律和官制为先，比如裁撤六部。”

六部始于隋唐，是封建王朝中央行政机构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总称，也是整个清朝官制的基础，光绪皇帝从四岁登基开始，就被六部的老头吵得耳朵起茧，康有为一开口，就要把六部撤掉，光绪皇帝很欣赏康有为的勇气，让他继续说。

康有为见光绪皇帝对自己的见解很满意，便提了四条更大胆的建议：

第一条、设军事参谋部。仿效日本设立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由光绪皇帝亲自掌握，选天下虎贲甲士，不二心之臣，上亲披甲胄而统之。

第二条、改变年号。把年号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

第三条、变更服制，易旧党心志。

光绪皇帝果然是太年轻。这么无聊的假大空建议，竟然“皆以为然”。

第一条建议：九门提督、禁军都是慈禧太后的人，天下之兵一半在李鸿章手里，李鸿章虽支持变法，但是不是支持光绪皇帝的二心之臣，难说！第二条，改变年号，可不是闹着玩的，古代只有发生重大变故或换皇帝才变更年号。第三条。没事换衣服干嘛？换一身衣服就能改变人心？幼稚！

但康有为咬着牙说，只要按照他的改革方案，中国三年即可富强。

李鸿章还为此给吴王曾纪泽发电报，曾纪泽回电说：“此人以前曾来找过本王，历陈变法之道，说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他是半桶水，食洋不化，那一套托古改制荒谬之极。满清必因此大乱，康有为变法必定失败，搞不好不只翁同龢，连光绪皇帝也可能被搭进去，我们静观其变，做好统一中国的准备。”

李鸿章也认为光绪皇帝年轻气盛，处处受制于太后，急于求成。他派人去给康有为的强国会送了十万两银票，表示支持，同时提醒康有为步子不要一下子迈得太大。

康有为竟然心高气傲，并且认为李鸿章是支持慈禧太后的，不收李鸿章的银票。于是李鸿章静观其变，与康有为所谓的“变法维新”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