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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有四百万城市居民的大城市,有十来所高等学院,没有一条“大学街”。南岸却因为山顶上有一所中学,有条中学街。可能若干年前,这个贫民区有了第一所中学,是件头等大事。
但这一带的中学,与大学无缘,每届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幸运儿掐着手指可算。有的中学连续十年交白卷,明白此地学生不堪造就,就取消了高中。但在这一带的小贩、江面的水手、造船厂的工人中,很容易把校友召集起来。
中学街离我家不远。石阶较宽不太陡。街两旁依坡全是低矮简陋的木板房子,街面房子的人家大多做点小本生意,卖油盐酱醋,或是针线鞋带扣子。石阶顶头有个小人书摊,兼卖糖果花生米。下雨的时候,老太太将书摊移回房里,在门槛内放几张小木凳。
经常整条街无法通行,石阶上、屋檐下、房门、窗口挤满人。
“你龟儿子尖嘴滑舌,夜壶提到老子头上来,耍假秤!也不去打听打听,老子是可以洗刷的么?你猫抓糍粑,脱得了爪爪喽?”
“啰唆啥子,把他洗白。”
“我日你先人,你装哪门子神。”
“我日你万人,祖宗八辈。”
旁边的人添油加炭,唯恐打不起来,“好说个卵,锤子!”
重庆人肝火旺,说话快猛,像放鞭炮,声音高,隔好几条巷子也能听见。重庆人动怒不是虚张声势,不到动刀子不罢休。南岸贫民比城中心居民更耿直,肠子不会弯弯绕。彼此投缘时,给对方做孙子做牛马都行。城中心人会看风向,瞄出势头,不吃眼前亏,背后整人却会整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从小看这种街头武打,等到读武侠小说看功夫电影时,一眼就明白其中的英雄好汉,不过是打扮得精致一点的街痞子,说话还没街头对骂精彩。
该到动手的时候了,人群自动往后靠了些。地方上的歪人,今天惹到冤家对手了。
“还不拉架,见红喽!”没人理睬这喊声。
“户籍来了!”这有用,街上的男人冲进场子中心拉架。这些人平常最看不起户籍,一有争斗还得互相扭到派出所讲理。人到底还是敬服权力。
杂货铺上端的一间房子最大,可容下一百来人,是茶馆,以前晚上讲评书,讲三国水浒杨家将,满堂听众如痴如醉。在我未出生前就被改作大锅饭街道食堂,我四五岁时被改成向阳院,毕恭毕敬效忠毛主席,跳忠字舞。后来成为造反派司令部和批判“牛鬼蛇神反革命”的会场,被打倒的人戴了尖尖帽游街从这儿出发。我那时还不让进这门,只是踮着脚尖站在外面石阶上,着急地等着里面变出新花样。后来有好几年挂了“学习班”的牌,“学习”的人一茬茬换,个个精神委顿,脸上身上长起了霉点,气味难闻。到70年代末,最后一批人才不见了,每天晚上放上一个光刺刺的黑白电视机,挤满大人小孩,闹闹嚷嚷,前面坐凳子,后面站凳子。
我不能去看,我得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2
背着书包,我拣阴凉处走。到放学后,太阳仍未减弱逼人的猛劲。夹竹桃粉白嫩红的花,沿着斜坡一路盛开,盖满湿漉漉青苔的石墙,将枝杆高高托起。我从两块黑板报的空隙中穿进树丛。浓荫里的湿土有一股甜熟的霉味,太阳再猛,我还是情愿在树荫外走,我在心里对自己下命令:回家,不去,今天不去,这次不去。下次去不去再说,至少我可以不去一次。
但经过学校办公楼时,我的脚仍然向石阶上迈。拐上楼梯,来到熟悉的门前。
“进来!”还是那两个字,他永远知道是我敲门。
已经进门,我心里便没了路上乱糟糟的想法。在历史老师办公桌对面一张旧藤椅上,我坐了下来。
办公室原是一间大教室,隔成几个小间。书柜上堆了些红色喜报纸、几把折柄秃毛的排笔什么的。一个教师一张办公桌,除了一把露出竹筋的藤椅,还有几个没靠背的方凳。没有窗帘,朝南的窗大敞,阳光曝亮。他桌边的玻璃窗涂着绿漆,沥沥挂挂很不均匀,但遮住了强光,远处篮球场上的喧叫变得模糊了。
这城市四周绿荫密掩的山里,有不少达官贵人的英式法式别墅,原先住的是蒋介石的近臣、美国顾问,现在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我从来没去过那些地区,心里没有这个对比,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城市。
这幢两层中学办公楼,斜顶方框窗,确实称得上是我十八岁前走进过的一幢上好的房子。虽然人走在楼梯上,楼板就吱吱嘎嘎哼唱。门和窗扉旧得钉了几层硬纸板,只需稍用劲踢,便轰然散架,近几年已被踢破过多次。
头一次到这楼里时,我告诉历史老师,觉得这里好熟,包括那绿漆的窗子,硬纸板的门,厚实的砖墙,要不是前生,就是在梦里来过。其实我在梦里还见过他这样一个人,或许就是跟踪的男人,使我梦境不安。我还未来得及说,他就好奇地瞅了我两眼,不为人觉察地微笑了一下。从那以后,他就不再用老师的口吻跟我说话。
他头发总剪得很短,叫人不明白他头发是多是少,是软是硬,看起来显得耳朵大了些。一件浅蓝有着暗纹的衬衫,是棉布的,不像其他教师穿的确良衬衫,整齐时髦。但是,与别的办公桌相比,他的那张桌子,一点粉笔灰渍也没有,很干净。他不抽烟,却一个劲地喝茶,不断地从地板上提起塑料壳的热水瓶,朝杯里倒开水。他的眉毛粗黑,鼻子长得与其他器官不合群,沉重得很。
仔细想想,他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他讲课也是平平淡淡的,不是那种教师,能把历史讲成娓娓动听的故事,他不过是一名很普通的中学教师。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上一个人,你无法用一种具体的语言去描述,不用语言,只用感觉,就在漆黑中撞进了通向这个人的窄道。一旦进了这窄道,不管情愿不情愿,一种力量狠狠地吸着你走,跌跌撞撞,既害怕又兴奋。
我快满十八岁的那一年,忽然落到这种心境中:感觉哗哗地往外溢,苦于无法找到恰当的语言对自己说个清楚。我只知道第一个感觉是恨他不注意我,很恨。我只是班上许多小不丁儿女学生中的一个,或许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个。于是,我有意在课堂上看小说,而且有意让他看见。
他用老师对付学生的老办法——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故意提了一个我肯定知道的常识问题。但我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历史老师走到我跟前,我直视他的眼神,使他很吃惊,这才看出这个女生的反应异样。他一时愣住了,忘了在课堂上,必须迅速处置一切挑战纪律的学生。这时教室里有点乱了,调皮的学生开始捣出怪声。
“坐下,”他轻轻说,“课后到我办公室来。”
我坐下了,兴奋得心直跳。我达到了他把我挑出来的目的。从那以后,我因“违反课堂纪律”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
3
我快到十八岁时,脸一如以往的苍白,瘦削,嘴唇无血色。衣服的布料洗得发白,总梳着两条有些枯黄的细辫子。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四年,人们的穿着正在迅速变化,肥大无形的青蓝二色正在减少,角角落落之处又冒出30年代的夜总会歌曲。在过于严肃的四十年革命之后,这个城市在小心翼翼品尝旧日的风韵,胆子较大的妇女,又开始穿显出腰肢胸部的旗袍。老是在上坡下坎,这城市女人的腿特别修长而结实,身段苗条,走平路也格外婀娜多姿。
旧时代特有的气息甚至漫入南岸破烂的街巷。看多了,我对自己的模样、穿着就越发不知所措,就像赶脱一班轮船,被弃留在冷落的码头:一件青棉布裙,长过膝盖,一件白短袖衬衫,都是姐姐们穿剩下的,套在身上又大又松,使我个子看起来更小。乳白色塑料凉鞋,比我的脚大半寸,赤脚穿着,走起路来踢踢踏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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