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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第2页）

在丝绸之路东段，大漠南北与西域各国，修了很多支线通丝绸之路，亦称“参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东罗马帝国也不断派使节到长安与中国相通。敦煌、阳关、玉门这些地方，成了当时“陆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国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岛）、骠国（今缅甸），经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与欧洲各国发生关系。当时广州、泉州、刘家港（今上海吴淞口近处）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对外港口。史书记载广州当时便有南海舶、昆仑舶、狮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趸船性的船坞。西方各国在陆上取道中亚、西域，沿途驼马商旅不断；海路则多由大食首都巴格达出波斯湾，几乎每日都有船只远涉重洋来到东方。

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对以后相互的社会和民族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深远的影响，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

佛教自西汉哀帝时期传入中国后，南北朝开始大行于中国，至隋唐时达到鼎盛。唐太宗时，高僧玄奘由丝绸之路经中亚往印度取经、讲学，历时十六年，所著《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当时印度各国的政治、社会、风土人情，仍为印度学者研究印度中世纪历史的头等重要资料。他取回佛教经典657部，唐高宗特在长安建大雁塔使其藏经、译经。稍后，高僧义净又由海道去印度，又历时十六年，取回佛经400部，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向中国介绍了当时南亚各国的文化、生活情况。

景教（东正教）在唐初由东罗马帝国传入了中国。西安碑林保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这一史实的实物见证。唐中期自波斯传入的摩尼教（亦称袄教、拜火教），中国化后称为“明教”，深为不少劳动人民所信奉。唐宋后多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都利用它的教义来组织贫苦农民与封建统治者战斗。中国的造纸术、盛唐时也传入了大食帝国，不久便经它传入了欧洲各国。

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对以后相互的社会和民族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深远的影响。

经过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衰落，西藏吐蕃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国北方地区战火连年，丝绸、瓷器的产量不断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远行，丝绸之路逐步走向低谷。

宋元时期

北宋实际版图大幅缩减，政府未能控制河西走廊，到了南宋时期，更无法涉足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衰落日益明显，而海上丝路崛起，逐渐有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迹象。

蒙元时期，蒙古发动了三次西征及南征，版图大大扩展，加之驿路的设立、欧亚交通网络的恢复，使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起来。

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有欧洲商人、有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欧州和中、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中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元代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商队为数之众，在外国史料中多有印证。《马可·波罗游记》中几处写道：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大量商人”来往止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既为不同人种，无疑为外国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

在蒙元时期丝路畅通、欧亚大陆各种层次的经济交流駸駸兴旺之际，作为东西方国际贸易枢纽或与国际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性，民族性商品市场和物资集散地的一批贸易中心相应形成和发展。元代中外史籍几乎都记述了元大都作为东方国际贸易中心的无可争议的地位。这里“各国商贾辐辏，百货云集”。《马可·波罗游记》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绍元大都国际贸易的盛况：“凡世界上最为珍奇宝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中国境内丝路重要商镇还有可失哈耳（喀什噶尔），这里的纺织品“由国内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河西走廊的肃州，这里附近“山上出产的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来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另外还有别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元代丝绸之路的交往目的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是以宗教、文化交流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人为主导，从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的衰落。明代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叶嘉靖年的《丝路山水地图》，明晰地注明了“丝绸之路”上多达两百余个地点的名称，且以山水画形式完成，还以精湛画功再现了沿途城池、山川的恢弘气势。《丝路山水地图》极为儒雅、贴切，很可能是明代的原名。而图上所绘从嘉峪关出发，取道苦峪城西行之路，正是明代丝绸之路的路线。明朝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2017年04月20日，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广州为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牵头城市，联合南京、宁波、江门、阳江、北海、福州、漳州、莆田、丽水等城市进行明朝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工作。清代初期以后，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与此同时，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不断发展，海上交通代之而起，使丝绸之路贸易全面走向衰落。

海上丝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关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说：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卢（今泰国之佛统）。自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之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首都卢（今缅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回国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多月，由皮宗驶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荞）

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

汉末三国处于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孙吴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在三国后面的其他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也一直与北方对峙，也推动了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航海经验的积累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魏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以广州为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15个国家和地区，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世纪至7世纪，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

到唐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以及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并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替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

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也进入鼎盛时期。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进入极盛时期。向西航行的郑和七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曾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这对后来达·伽马开辟欧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向东航行的“广州—拉丁美洲航线”（1575年），由广州起航，经澳门出海，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穿过海峡进入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西海岸。

明代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一直延续至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鸦片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从此，海上丝路一蹶不振，进入了衰落期。这种状况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他们把中国的丝和纺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丝路地图

明代丝绸之路巨幅地图长卷，是一幅绘制于500多年前、貌似山水画、实为《明代丝绸之路大地图》的《蒙古山水地图》手卷。此图绘制了从明朝边关嘉峪关出发，取道苦峪城（瓜州锁阳城）、最后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的西行之路，精确细致地描绘有211个明代地名，涉及欧、亚、非三大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路线，正是明代丝绸之路的路线，反映了丝绸之路最后时期的辉煌，对于研究古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该图由此堪称“中世纪世界地图”，也被称为《明代丝绸之路大地图》

南方丝路

南方陆上丝路即“蜀－身毒道”，因穿行于横断山区，又称高山峡谷丝路。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原群雄割据，蜀地（今川西平原）与身毒间开辟了一条丝路，延续两个多世纪尚未被中原人所知，所以有人称它为秘密丝路。直至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系由身毒转贩而来，他向汉武帝报告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张骞打通“蜀－身毒道”。先后从犍为（今宜宾）派人分5路寻迹。一路出駹（今茂汶），二路出徙（今天全），三路出莋（今汉源），四路出邛（今西昌），五路出僰（今宜宾西南）。使者分别在氏、莋、昆明受阻。汉武帝为征服西南夷，在长安西南凿周长40里昆明池，习水军以征伐，后由郭昌率数万巴蜀兵平定西南夷，并分土置郡县。

南方丝路由3条道组成，即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丝路从成都出发分东、西两支，东支沿岷江至僰道（今宜宾），过石门关，经朱提（今昭通）、汉阳（今赫章）、味（今曲靖）、滇（今昆明）至叶榆（今大理），是谓五尺道。西支由成都经临邛（今邛崃）、严关（今雅安）、莋（今汉源）、邛都（今西昌）、盐源、青岭（今大姚）、大勃弄（今祥云）至叶榆，称之灵关道。两线在叶榆会合，西南行过博南（今永平）、巂唐（今保山）、滇越（今腾冲），经掸国（今缅甸）至身毒。在掸国境内，又分陆、海两路至身毒。

南方陆上丝路延续2000多年，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出海通道被切断，沿丝路西南道开辟的滇缅公路、中印公路运输空前繁忙，成为支援后方的生命线。

北方丝路

明朝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时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其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

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中，沟通东西方交往极其困难。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而这个地区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所在地。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链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