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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经济 承宣布政使司 一条鞭法 矿监税使 鱼鳞图册 上（第1页）

一、明朝经济

历史背景

中国明朝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开国，到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执政的这段六七十年时间里，随着政局的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

从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1573年，明神宗执政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

早期

太祖朱元璋对腐败深恶痛绝，大力根治使明朝维持了70年的清廉政治，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推广桑麻棉种植为手工业提供原料，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然而太祖积蓄下来的，不够成祖花费。洪武年间，有所谓“开中”的办法，招商人送米进官仓，换取“勘合”，到出盐的地方领盐。这一种以米易盐的办法，与所谓“引”（运盐的许可证），是相辅而行的。

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疏通大运河，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成祖又要张辅平定安南并五次亲征漠北蒙古，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胡荧“寻仙”、解缙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成祖的花费没有止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尽管朱棣时期经济发达、国泰民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夏原吉于永乐十九年因反对第三次亲征而被关在“内官监”，一直关到仁宗朱高炽即位之时，就他本人而言，倒是省了不少筹钱的烦恼。

仁宗请他回任户部尚书，向他询问财政的方略，他说，最要紧的是，少发钞，多收钞。仁宗因此而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仁宗政治环境宽松，采取减轻百姓的困苦重农、用贤、惩贪的一系列政策，开创了“仁宣之治”局面，只可惜朱高炽在位仅一年时间就因病去世。

宣宗朱瞻基在位10年时间，平定了汉王的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撤兵安南，去掉困扰多时的平叛包袱，但也给后人在南海问题上留下了无尽的麻烦；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然而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勋贵官僚地主手中。维持了近70年的清廉政治至此结束，这种情况宣宗当然脱不了干系。

经过明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很快。明中叶自英宗以后，进入了高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无论农具制造或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闽、浙一带出现了双季稻，岭南则有三季稻，北方也推广了水稻田。农业产量有了增加，稻田亩产两石或三石，有些地区可达五、六石。农业经济作物的品种增加，产量也相应提高，桑蚕业也比以前更加发达。这一切都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后期

经过弘治太平盛世到嘉靖、隆庆时期，政治混乱、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明神宗万历朱翊钧在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下，实行新政，使朝政为之一振。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开创万历新政的局面，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他也曾28年不上朝听政，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他还穷奢极欲，使吏治更加腐败，为此背负了千古骂名。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西南又发生杨应龙叛乱，朱翊钧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丧师数十万耗银数千万两获得全胜。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军事力量的强大从军队装备上可见一斑，神机营3600步兵1000骑兵400炮兵。其用霹雳炮4600杆（步骑兵用的多管步枪），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大连珠炮200杆（子母冲快炮，子冲相当于炮弹），合用药675斤，手把铳400杆（炮兵用的防身手枪），盏口将军160位（重炮）。。。除神机营外明朝还有数个炮车营。但这只强大的军队在“万历三大征”40多年后败给了李自成。

经济制度

律法

明朝为了恢复元朝末年被严重破坏的经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了经济立法。

明初，为适应农业的发展，保证劳动力的需要，颁布法令释放奴隶，严禁诱骗掠卖良民为奴隶。同时，还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招收流民垦荒、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和匠户轮班等方面的法令。从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开始移民垦田，“徙江南民14万于凤阳”（《明史》卷七七《食货志》）。迁山西晋城、长治二州的无田农民到河北、山东、河南一带。凡移民垦田，都由朝廷发路费、耕牛和籽种，或免税三年。许多荒地因而得到垦殖，自耕民的数量不断增加。

明朝的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松江、苏州、景德镇等地出现，以丝织中心苏州为例，明末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五六万人。松江是棉纺中心，民谚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盛况空前。“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应皇室的丝绸料达5000到10000匹，产量仅次于江浙一带。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大明律》专设《工律》一篇，对军民官府营造的申报审批、营造所需材料、财物、人工，制造器物的品种规格等等都作了规定，违反者治罪处刑。明朝前期有官营和私营两种手工业生产组织。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比较大，经常有几十万技术高超的工匠轮番劳动。行业多，分工细。明初建立了匠户匠籍制度，工匠分轮番匠和住坐匠两种。轮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个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3的时间为官府做工，月粮由国家支给，其余23的时间自由支配。这种工匠比元代长年固定在官府生产的工匠，有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对于矿冶业，对非贵金属允许自由采矿和冶炼，官府课税；对金银等贵金属矿只能由官府经营，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铅、锡等矿藏，必须取得官府批准，才得开采，未经官府许可，私自开挖者，以“窃盗罪”论处。

对商业，明代承袭前朝旧制，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其后在《大明律·盐法》规定，凡犯私盐罪者杖100，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明朝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将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

对海上贸易，明初立法严禁私人出海，违者轻则杖100，重则处绞刑或斩刑。到永乐、宣德两朝至嘉靖初期，海禁稍有放松，海上私人贸易迅速发展。到嘉靖三年起又屡颁禁海律例，结果私人海外贸易完全停止，严重摧残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税法

明朝的税法有田赋和商税。明初依照唐代的两税法，核定天下田赋，其数额列入《黄册》，即户口册，详细登记各地居民的丁口和产业情况，每年审查一次。洪武二十年（1387年）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制定耕地的总清册，将田主的姓名和土地的位置，分别登记，编成《鱼鳞册》，作为征税的依据。田赋分夏税和秋税两种，夏税收麦，秋税收米，官田亩税五升多，民田亩税三升多，重租田八升多。到明中叶，由于赋役苛重，人民纷纷逃亡，生产受到破坏。自嘉靖至崇祯年间进行赋税改革，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其主要内容是：各项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各种性质徭役一律合并征银；徭役中的力役改为以银代役，由官府雇人充役；徭役银不按户丁分派，而按地亩承担；以县为单位，将全部徭役银分配一县的田额上，平均负担，改变了原来按里分摊的办法。“一条鞭法”既是税制化繁为简，又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明代改变宋元以来商税繁苛的情况，规定商税率为130。明神宗时，派出税监到全国各地去监督收税，逼得机户停机、窑主歇业、盐工抗税、矿工暴动、市民罢市。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内监孙隆到苏州充任税监，他勒令除已征税外，每机加派白银三钱，丝织品每匹加银三分。机户因此停工，几千织工染工失业。生活无路的织染工匠2000人集结于玄妙观，公推织工葛贤等几人为首，高喊“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冲向税监衙门。斗争坚持了三天，打死税官、恶棍十几人，火烧了税监衙门，孙隆逃跑了，加派的税银取消了。

货币

在中国明朝，人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商业资本是在国内的许多商业活动中，一步一步地积累、壮大起来。从明史的记叙中，看到人们在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时，所获得的暴利：一是铸钱获暴利：在明朝，公元1522年—1572年，明世宗嘉靖和明穆宗隆庆年间，民间私自铸造钱币的人越来越多，尽管“死罪日报，终不能止”：据史书记载，当时铸钱用铜，每百斤铜料，销售后可得钱16000文，折合白银23两，而百斤铜料的成本价只有白银十两，这样计算，利润率就高达150%以上；如果铸钱者心术再坏一点，铸造次质铜钱，那么获得的利润还会更高。二是贩铅从中得到白银。当时湖南、湖北一带，盛产白铅，当地售价每担白铅可得白银2两，商人运到广东，卖给出海做生意的商人，每担可得白银6两；海船把白铅运送到日本，每担白铅可炼取白银18两；提炼剩下的白铅，再运送回国，每担白铅还可以卖白银6两：这样一算，每贩运一次白铅，可以净赚白银8两，利润率最高达到200%!在明朝的商品交换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流转的扩大，货币反映的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明朝初年，或明朝初年以前，货币作为特殊商品，在市场交换中表现的是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货币在中间起着媒介作用，明朝两大商人集团代表了这些情况。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白银大量依靠进口。魏斐德在著作中写道，在17世纪的前三十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26。5万公斤。长期从事“明清之际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艾维斯认为，1560到1600年日本白银的年输出平均在33750-48750公斤之间，大多数最后还是到了中国。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南美洲白银则达到57500-86250公斤。而且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还有一部分从中国澳门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进入中国大陆。艾维斯估计，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143吨，仅1597年就有345吨。一个不富藏银的国家，竟然选择银作为自己的货币，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于他人的荒唐之事。[11]

钱庄也于这时出现，并成为独立的行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也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是，明朝已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更加腐朽，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加尖锐。

主要表现

农业

移民垦荒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国力强弱有直接关系。朱元璋曾说：“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为了发展农业，首先要把战后流散的农民固着土地上。为此朱元璋曾多次令民归耕，并以减轻赋税为鼓励措施。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洪武三年，令苏、松、杭、嘉、湖五郡无田百姓到临濠垦种，官给钱、粮、耕牛、种子，免徭役三年。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少地多者，不许多占，丁多地少者，验丁拨给荒田。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

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争加上通货膨胀，且前朝元惠宗为治水加重徭役，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6]。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然而此方式并非以以物易物方式，而是要求盐商先交钱再等晒盐季再给盐，却又为税收不足而将新产出的盐另行外卖，延后交盐给正规盐商的时间，致使盐商交了钱却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拿得到盐，却又因身份管制而无法抛弃盐商身份另行谋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盐亦大为流行[7]。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

在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是七百万顷，明末时达到七百八十多万顷，此一水平即使是到了后来的康乾盛世都没有被打破。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8]

引进经济作物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明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前一朝代，番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世纪中叶时由国外陆续传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代尤其重要。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中晚明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