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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戏 临川四梦 四大声腔 上（第1页）

一、南戏

发展历程

南戏产生后，很快向南北流布，衍变为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等“南戏四大声腔”。

南戏的产生时间，实际上早于北曲杂剧。明代祝允明在《猥谈》中说：“南戏出于宣和（1119年～1125年）之后，南渡（1127年）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赵闳夫是宋光宗赵惇的同宗堂兄弟，他发榜文禁止南戏演出，说明当时南戏的影响已经较大了。徐渭《南词叙录》则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5），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可见南戏大约在宣和之后即由温州的艺人创立，到宋光宗朝已流传到都城临安（今杭州），盛行于江浙一带。

在1268年（咸淳四年），更有太学生黄可道创作的《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到南宋末年，南戏已扩展到江西南丰等处，元刘埙《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说：“至咸淳（1265年～1275年），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可知当时戏文颇受民众的欢迎，但文人士大夫把它排斥在“正音”之外。

宋代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勾栏瓦舍遍布，为众多民间伎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宋室自南渡之后，定都临安，宗室勋戚、文武百官纷纷南迁。

温州是南宋除杭州以外最繁华富庶的商业都市，宋高宗在南渡之初，为避金兵，曾浮海逃至温州，以“州治为行宫”（《温州府志》），甚至把太庙也迁来温州（《宋史》）。北方士绅平民，纷纷随之来到温州，温州人口在短期内骤增一半。城市消费人口与日俱增，进一步推动了温州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是，诸色艺人也纷至沓来，各种民间伎艺云集于此，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南曲戏文，就在这样的土壤中孕育、萌发。

南戏是在宋杂剧脚色体系完备之后，在叙事性说唱文学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它是汉族民间艺人“以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南词叙录》）构成曲牌连缀体制，用代言体的形式搬演长篇故事，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兴艺术样式。就形式而言，它综合了宋代众多的伎艺，如宋杂剧、影戏、傀儡戏、歌舞大曲，以及唱赚、缠令等在表演上的优点，与诸宫调的关系则更为密切。所有宋代存在的民间伎艺都是南戏综合吸收的对象，说唱文学则是其叙事方式的主要来源。

由于它是在其他伎艺成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又能兼采众长，所以能后来居上；另外，由于其他伎艺在表演上有许多地方可以与南戏沟通，使得伎艺演员也能熟练地掌握新兴的南戏，当南戏受到观众的欢迎时，他们便改弦易辙成为南戏演员。而演出队伍迅速扩大，也促进了南戏在东南各地的繁衍。

南戏用南方方音演唱，分平上去入四声，不像北曲的入派平上去三声，用韵上也较为宽松，体制上与北曲杂剧有所不同。初期南戏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但还没有形成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南曲轻柔婉转的音乐风格，适合于演唱情意缠绵的故事，与北曲的高亢劲切，宜于表现威武豪放的气概大不相同。器乐伴奏，北杂剧以弦乐为主，南戏则以管乐为主，以鼓、板为节。

杂剧一秀只能一人主唱，南戏则场上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独唱、对唱、接唱、同唱，还有在后台用以渲染气氛的帮腔合唱。演唱形式的灵活多变，不仅可以调节演员的劳逸，活跃场上气氛，而且有利于表现各个角色的思想感情，有利于刻划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在结构方面，它以“出”为单位，人物上下场，出而复入，叫做一“出”。一本戏往往长达几十出，演出时间则需要一天甚至多日。南方温暖的气候条件，为通宵达旦的演出提供了便利。

南宋戏文，可考的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乐昌分镜》、《陈巡检梅岭失妻》、《王焕》、《张协状元》等。除《张协状元》外，均无传本。这些戏文大都出自书会才人之手，而“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南词叙录》），一些文人甚至把南戏视作亡国之音。因此，在北方，关汉卿、白朴、王实甫等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作家投身于杂剧创作，北方圈杰作纷呈，而南方戏剧圈中，南戏却仍然处于稚拙的阶段，未能得到提高。早期戏剧南戏文本留存极少，也与这些情况有关。

据今人搜辑，宋元南戏存目二百三十多种，其中，有传本的19种，只有佚曲的有130种。从现存曲目看，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纠纷的题材，占最大的部分，而表现金戈铁马的英雄题材则极为罕见。显然，南曲音乐的特点，影响并且制约了作家的创作选择。

早期南戏《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被收入《永乐大典》里，得以保存，人们统称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其中，《张协状元》是南宋时期温州九山书会的才人创作的，其故事则从诸宫调里移植。它是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南宋戏文，弥足珍贵。

元灭南宋后，形成统一的局面。随着北方的政治、军事势力进入南方，北杂剧的影响也迅速扩展到长江以南，与南戏相汇于杭州为中心的南方戏剧圈，杂剧以其新鲜的内容和精练的形式，获得了南方观众的喜爱。“语多尘下”的南戏，较之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杂剧，显然相形见绌。南戏便一度衰落了。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植根于南方人民群众之中的南戏，依然拥有广泛的观众。同时，由于南北两个剧种的汇聚，促进了相互的交流。

杂剧作家如萧德祥等开始关注和涉足南戏的创作，“有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戏文”（《录鬼簿》）；大都（北京）人邓聚德编撰戏文，并在大都隆福寺刊行（清张大复《寒山曲谱》）演员如龙楼景、丹墀秀“专工南戏”，后有芙蓉秀，“不在二美之下，且能杂剧，尤为出类拔萃”（元夏庭芝《青楼集》）；沈和甫则创造了“南北合套”的方式，使北曲的刚劲与南曲的柔媚能兼容并济，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贯云石、杨梓等人则参与了南戏唱腔的改进工作。另外，南戏形式上比较灵活自由，不像北曲受一人主唱和一本只能四折的限制，因而易于改编移植杂剧作品，借鉴杂剧的文学手法。

随着南戏在艺术上得到提高，分唱形式的优越性逐渐显露，人们的兴趣也从杂剧转移到南戏。所以到了元代后期，转而“亲南而疏北，作者猥兴”（《南词叙录》），像高明（高则诚）、施惠等知名文人作家也参与了南戏的创作与改编，产生了《琵琶记》、《拜月亭记》等一批著名作品，标志着元代南戏继杂剧之后走向兴盛时期。[1]

南戏特点

与杂剧、传奇相比，南戏有如下一些特点：

南戏融歌唱、舞蹈、念白、科范于一炉，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由于故事情节比较曲折，剧本一般都是长篇，数倍于杂剧。一本南戏长的可达五十多出，短的则为二三十出。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张协状元》长达五十三出，《宦门子弟错立身》最短，只有十四出。一般在第一出前有四句“题目”，概括介绍剧情大意。很多时候，南戏根据剧情的需要可长可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南戏运用南方曲调，韵律、宫调均无严格规定，不受宫调限制，且可随时换韵。乐器以鼓板为主。南曲细腻委婉的特点使南戏更适于演唱情意缠绵、细腻婉转的故事。一般采用五声音阶。温州南戏形成后，在东南沿海各地传播，由于各地方俗唱的不同，又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南曲声腔，如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

南戏的角色主要有生、旦、净、末、丑、外、贴等七种，演唱的方式比较自由，富于变化，没有一人主唱的规定，根据各种上场的角色需要均可演唱唱，且创造了独唱、对唱、轮唱、合唱等演唱形式。这种演唱方式比杂剧一人主唱的形式要合理得多，更有利于表达复杂的故事内容和人物性格。在使用曲牌方面，南戏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连缀习惯。

南戏不仅使用南曲，而且也吸收了北曲的曲牌，创造了“南北合套”的形式。南北合套的运用，丰富了南戏的音乐，对其南北合流具有重大的影响。

音乐形式

南戏的戏剧音乐结构在总体上依据于剧本，以主要角色的上下场来分场，每场自成起讫，称为出，或称折；一本戏可长达几十出，曲牌和套数的运用较为灵活自由。首出由末色介绍剧情大意，称为“副末开场”。自第2出起，正戏开始，主要和次要角色次第出场，各种大小冷热场次互相配搭，戏剧矛盾逐渐展开，直到形成高潮。最末一出终场时，则有评述全剧性质的下场诗以为终结。

南戏产生于汉族民间，在其初期阶段，结构简单﹑形式活泼自由，角色不过3﹑4人，进入城市后，剧本增长，角色可多达几十人；角色分行亦渐细致明确，基本行当有生﹑旦﹑净﹑丑﹑外﹑末﹑贴7种，并广泛吸收诸宫调﹑唱赚﹑词调﹑宋杂剧﹑元杂剧的腔调﹑形式﹑表现方法和演出技巧。

如唱腔和曲牌之吸收词调；抒情性与叙事性唱腔的结合以及曲牌的联缀方法之吸收诸宫调和唱赚；念白﹑歌唱﹑滑稽﹑科诨之吸收参军戏﹑杂剧和院本；歌舞表演之吸收耍鲍老﹑跳竹等。它的歌唱﹑念白﹑科泛﹑舞蹈等表演艺术手段又受到杂剧和其它艺术的影响，逐渐发展至成熟阶段，既有整体性的和谐一致，又能各自发挥其所长，逐渐形成完整的表演艺术体系和程序。

南戏的声腔开始是在汉族民歌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初的南戏是载歌载舞的汉族民间小戏，连接若干首民歌加以歌唱，进入城市之后，才“使村坊小技进与古法部相参”（徐渭语，古法部指唐﹑宋大曲之类），广泛吸收传统音乐的有益成分，迄于成熟。王国维统计南戏的260馀首曲牌，出于唐宋词者190首，出于大曲者24首，出于金诸宫调者13首，出于南宋唱赚者10首，与元杂剧相同者13首，其它17首，可见词调在南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些曲牌流传不少，昆腔﹑高腔﹑梨园戏等一些比较古老的声腔和剧种中，都存留有南戏音乐的遗响。

四大声腔

中国明代南曲系统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的合称南戏四大声腔。中国戏曲声腔的发展源远流长，海盐腔贯南戏四大声腔之首。徐渭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刊本《南词叙录》对四大声腔的流布地区作了这样的记载：“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可见，四大声腔在嘉靖之前已经形成，并在江南地区广泛传唱。

昆山腔是海盐腔衰微之后而振兴的，故有“旧凡唱南调，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之说，昆山腔之振兴，实有赖于水磨调之功，行腔委婉细腻，流丽悠长，至明万历时，已是“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弋阳腔在诸腔竞奏的有明一代，一直在汉族民间流布，有着较强的生命力。特别到了明末，更获得观众的喜爱，由依附昆曲剧目“改调歌之”，到独立创作剧目，逐步与昆山腔分庭抗礼。

南戏于北宋宣和年间（即公元1119年至1125年）在浙江省温州地区出现之后，由于它的演出形式灵活，一出戏可长可短，根据内容而定，不象杂剧那样限定四折一楔子；在唱腔音乐上南北曲兼用，又可以比较灵活的吸收地方汉族民间乐曲小调，因而唱唱腔音乐也显得丰富多彩，很受观众喜爱，因此在形成之后，与当地的方言、民间音乐结合，并经过艺人的创造而产生了新腔，明代南戏流传到各地之后形成的声腔共有五个系统，也就是戏曲史籍上所载的五大声腔。这五大声腔就是：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江西的弋阳腔、江苏的昆山腔和闽粤的潮泉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