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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鸿词科（第1页）

博学鸿词科

简介

清朝一共在北京举行过两次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之乱将平，国势基本稳定。康熙十七年正月，康熙帝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令各地举荐并送至燕京。因天气寒冷，考试时间改为隔年三月。试题是《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全国推荐一百四十三人，考取五十人。其中一等20名、二等30名，合约占应试人数的三分之一，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职，并入“明史馆”纂修《明史》。朱彝尊、汪琬、潘耒、毛奇龄均在此列。

雍正末年，下诏举行博学鸿词科。令各省督抚推荐，但未及举行考试雍正驾崩。乾隆元年（1736年）才在京考试，各省推荐的二百七十六人，取十五人，次年又取四人。

公案

《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年5月26日）。据清朝顺治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置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纂修、收掌、誊录官。此时正值清军入关之初，立足未稳便急于诏修《明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南北对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认弘光的南明政权存在。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在这样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然而此时政局又有新的变化。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发了“三藩之乱”，从此，又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三藩之乱”基本平定之后，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动手修纂《明史》，其间已历时三十五年之久。真正动手修史，是康熙十八年以后的事。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明史》，从这时候起，正式动手修纂《明史》的第二阶段即告开始。

康熙年间修《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龄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这里，应当提一提我国史学史的一段公案。原来，明清之际，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曾编《明文海》四百多卷，并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顾炎武也辑存有关明朝史料一两千卷。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曾有意开博学鸿词科。黄、顾等人虽坚持不肯与清廷合作，但为着保存明朝真实史迹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黄宗羲的得意弟子万斯同，便是当时被委派参加明史的编撰人之一。黄宗羲的儿子、顾炎武的外甥，也都参与其事。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万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清初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评论他：“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他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了。万斯同死后，先后三次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把万氏的明史稿进行了改编，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两次向皇帝进呈。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王氏此举曾引起当时和后来文坛的非议和责难，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王鸿绪实际上是掠夺了数十年来以万斯同等人为主力的几十个学者的劳动成果，属于剽窃行为。

博学宏词科，简称词科，也称宏词或宏博。是科举考试制科之一种，是在科举制度之外，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唐开元年间始设，称“博学宏词”，以考拔能文之士。宋神宗后，因考试重经义、策论，考生语文水平降低，朝廷甚感起草诏、诰、章、表等应用文书乏人。遂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置此科。

清代康熙与乾隆时曾两次举试，因乾隆名弘历，“宏”音形义与“弘”相近，故改为博学鸿词。所试为诗、赋、论、经、史、制、策等，不限制秀才举人资格，不论已仕未仕，凡是督抚推荐的，都可以到北京考试。考试后便可以任官。得人颇多，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