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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完（第2页）

“今夫鸟喙、砒石，毒药也，国医恒用之以收捷效，不善用之，则钟乳参著，或至杀人也；我以仁义用纵横之言，可以排难；我以忠诚运游说之知，可以纳诲；吾有以转《国策》，而不为《国策》所转，安在《国策》之不可读，而读之可不必注哉”（清代学者王崇炳）

“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南宋学者鲍彪）

“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更加恢奇焉”（清代史学家、史学家章学诚）

后世影响

文学影响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书中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有人统计多达204个，比如一尘不染，大庭广众，两败俱伤，南辕北辙，亡羊补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羽毛未丰，引锥剌股，门庭若市，返璞归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安步当车，不遗余力，不翼而飞，侧目而视，高枕无忧，汗马功劳，画蛇添足，挥汗成雨，三人成虎，龙阳泣鱼，转祸为福。这些成语不一定全是后世通用的四字形式，有些是从句子中提取出来，如《西周·苏厉谓周君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百发百中。”提取出“百发百中”，《齐四·齐人有冯谖者》：“狡兔有三窟，……，未得高枕而卧也。”提取出“狡兔三窟”和“高枕而卧”；有为后世提供了成语内容的，如《秦四·或为六国说秦王》：“于是夫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整理为“积少成多”；有从故事中归纳总结的，如《燕二·赵且伐燕》：“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总结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有意思相同而表现形式不同，如“百发百中”与“百步穿杨”、“毂击肩摩”与“摩肩击毂”、“南辕北辙”与“北适话楚”（这种情况是否算一个成语存在争议）

《战国策》语言的手法对汉赋有一定影响，包括：委婉托讽，铺陈，夸饰。不少学者认为书中那些纵横家的进言本质便是辞赋，换言之，后世辞赋直接源于《战国策》说辞。在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一篇直接被归入“辞赋类”。《子虚赋》、《大人赋》的浪漫主义色彩便是继承于此。他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在称赞秦国的强悍实力时，是以推崇四境之固作切入点，这种手法对后世京都赋影响极大，《两都赋》、《二京赋》等都是先分述京都四方的景象，而后描写京都的富庶之态。北宋的苏洵曾在《谏论》中提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文风的渊源。

对汉赋产生较大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汉初和战国两个时代的某些社会矛盾和审美观念的相近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战国策》作为史书必须要受真实性原则的制约，史官须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对待史实，而汉赋更多的也是如此，不像其它文体那样注重表现主题，所以往往容易采取史家的笔法。

《战国策》对史书有一定影响，因为在这部书中才出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雏形，到《史记》时这种纪传体正式形成。更重要的是，原书作者（或作者们）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往往加以自己的评论和观点，如《齐一·邹忌修八尺有余》在篇末用一句话加以总结：“此所谓战胜于朝廷。”，还有《楚一·江乙说于安陵君》篇末也有“君子闻之曰：‘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这其实是借他人之口表达作者观点。这些评论，或直接表达，或借他人之口，长者一二百字，短者七八字，多是据事而论，可以说这些评论已经奠定了后世“论赞”体体式的基础，汉代司马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太史公曰”这种论赞形式，开了后世论赞之先河。

《战国策》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和文采，以及着力推动叙事发展的人物语言，均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同样是记载乱世的小说《三国演义》，魏蜀吴三家谋士为求利益，将纵横家再现于世。三国中的名篇“诸葛亮舌战群儒”中，诸葛亮论辩咄咄逼人，以独到的政治眼光对当下局势做出准确判断，同时短句、排比对偶句的运用使得语言简洁明快，理直气壮。不仅在风度上压倒对方，论辩语言和论辩技巧也更胜一筹，以致对手有口难言，可以说是受战国策士语言风格的影响颇深。此外，由于全书一些篇章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小说因素，其内容和写作手法也启发和影响了后世许多种类的小说，诸如讽刺手法对谴责小说的影响，侠肝义胆对侠义小说的影响，虚构夸饰对传奇小说的影响，以人系事对史类小说的影响，铺张扬厉对赋小说的影响，引类譬喻对寓言小说的影响等。

古汉语

《战国策》作为先秦典籍距今已有几千年的时间。其中的语言在发展中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一些新的形式和意义，但是在变化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古代汉语的一些特点，这对于研究古汉语有其意义。比如当下表述语义时多以双音节词为主，但是在上古汉语中是单音节占主要地位，即一个词只需要一个音节就可以表示清。《战国策》成语中也体现了单音节占优势的特点，每个单独的音节都可以表示一个意思。如“”《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切齿拊心”每个音节都表示一个词的含义，意为咬紧牙齿，拍击心胸。形容痛恨到极点。

战国策派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最紧张时期，国府统治区曾有一个涉及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文化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文化流派，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因核心人物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其产生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关心国族存亡与文化发展的知识分子之深重的危机意识与强烈的焦虑感所导致的结果。他们抱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的主旨，认为“战国以前的‘刚道文明’、‘士大夫’精神值得认真继承；这种刚道文明在秦汉以后渐趋消亡，中国文化也因此变成了一种‘无兵的文化’；随着皇权统治日益巩固，民众地位严重下降，导致中国社会如一盘散沙般缺乏向心力”。这个流派思想在后来争议较大，有一段时间甚至被认定为法西斯学派。

勘误

《战国策》作为先秦时期作品，很多文字的书写和意思同后世迥异，比如《赵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中“参分赵国壤地”，而《史记·赵世家》所记为“三分王之地”，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策纵横家书》所记为“疎分赵壤”，疎，同疏，古文中指分散，即瓜分的意思。

《战国策》一书传递千年，历经多次改版重修，很多文字发生了错误，如《赵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中“年谷丰盈，众人喜之，而贤主恶之”。按常理，粮食丰收是任何君主都期望的，何况“贤主”，《史记·赵世家》所记为“贤主图之”，“图之”解释得通，《战国策》此处当有误。

编者简介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末年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奉命领校秘书，撰《别录》，其后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作者之争

《战国策》是一部汇编文集，原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清代牟廷相最早提出《战国策》作于蒯通，20世纪30年代，罗根泽也提出类似观点，还有人认为由《蒯子》和《主父偃》拼合而成。而中书六号《国策》等，是各种抄藏本的题名不同；刘向编录《战国策》时，依据的蓝本，特别是“国别者八篇”，蒯通的论战国权变的八十一首。但这些说法都缺少确凿证据，仍然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战国策》文体不一、内容重复冗杂，不仅不像是单人创作，甚至不像是有组织的集体创作。

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战国策》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如李叔毅指出“《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研讨扭转危局之术的人所搜集的学习资料。”何晋也认为，“《战国策》是好些批零散的材料……编著这些材料的人，大部分是学习揣摩游说辞令的游说之士。”或者说，《战国策》是战国纵横家演讲稿或学纵横者所著的可能性最大。

全书在刘向之前的编辑和整理应包括私人和官方两个层面。私人整理可能是游士群体进行的。官方层面应该分为诸侯王和中央政府两个层级，地方诸侯王中以淮南王刘安与《战国策》关系最为密切，刘向所见《修书》即出自淮南地区。汉武帝对战国故事的分类抄录，也为刘向编校工作奠定了基础。

《战国策》成书年代同样难以考证，可能在秦统一以后，还有人认为成书于汉初，因为书中“于秦之秽事，不甚避讳。《秦策》详记吕不韦立子楚事，《楚策四》更言嫪毐乱秦事。皆秦人所忌讳者，则其著作时期当在汉初矣”。换言之，《战国策》中一些史实乖违的故事，无论是游士练习之作还是出于后人揣拟，它们被收入《战国策》中都体现了编辑者并不熟知相关史实，这也从侧面表明战国故事编辑、整理的时间不会太早。还有一个侧面证据是成书于汉初的《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存在交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