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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中兴（第3页）

这样一来，贪官的漏洞就被堵上了，以往那种钻空子的发财招数，彻底没用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

开中法

让明朝财政好转的还有另一个改革：开中法。

开中法是明朝初期建立的旧制度，主要是商人们只要在边境屯田，给国家输入粮食，就可以换取食盐贸易资格，即“盐引”。这个办法长期以来，即充实了边境粮食储备，又活跃了经济。

但是到了明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外加粮食价格和食盐价格的比价早已改变，正规的商人拿粮食换食盐，成本已经亏损了。外交腐败加剧，盐引流失，不法商贩反而大肆利用盐引，谋取暴利。这样一来，愿意送粮的商人越来越少，食盐业更混乱不堪。

弘治五年（1492年）起，在户部尚书叶琪的主持下，明朝又重新调整开中法。最大的改变就是：商人如果要拿盐引，不必再辛苦的运量，只要按照比价缴纳白银就好。这样一来，利润也变，原先输送粮食，成本本身就高，这下换成白银，成本大减，食盐贸易利润大涨，商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争相前来送钱。如果折合成货币收入的话，开中法这一项收益，弘治年间每年是之前永乐年间的八倍。

收入与人口增加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户，十七年（1504）达1050893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口。

但是，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感到疑惑。主要原因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

治灾

治理黄河

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治理水患是弘治朝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中原大地一片泽国。这是明朝开国以来，黄河发生的最大规模水灾。[24]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弘治六年（1493年），淮河又闹灾，这次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朝廷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刘大夏在听取水利专家建议之后，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明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治理江南

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派遣徐贯前去治理江南的苏松河。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这一年二月，明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堤坝、河道二百五十多所，彻底解决了江南水运的淤泥堵塞，经过此次治理后，以往水患多发的江南大地，从此水灾顿渐，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几乎是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

民族

穆斯林

明孝宗实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在弘治年间，他对回族聚居区进行开明的扶持政策，兴建了不少的寺庙，将其命名为“清真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北京广安门内牛街清真寺礼拜堂的重新装修，使其成为北京地区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清真”一词在明孝宗的推动下，很快影响全国，对回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甫一开始时，“清真”一词的内涵时常被人混淆，如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河南开封犹太教堂也被命名为“清真寺”，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弘治中兴”对回族文化的形成意义。

西藩

明孝宗时期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外交

明孝宗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采取积极防御抗战的战略。特别是鞑靼小王子，时战时和，不时侵扰明境。明孝宗统治期间，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多次入侵只是采取抗战驱赶之策，没有劳师远征，没有深入沙漠主动出攻击小王子、火筛老巢，更没有主动对邻国发动大规模征战。但其他邻邦或属国如安南、暹罗、琉球、占城、撒马儿罕、火剌札、爪哇、日本等，则不定期来明朝入贡。

文化

明孝宗个人生活节俭，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陶瓷，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据史籍记载，景德镇御窑厂曾数度停止烧制或减产瓷器，因此，这个时间虽不算短暂的王朝，官窑传世品的品种和数量却都很少。弘治青花延续成化的工艺和风貌，因此有“成弘不分”之说。近来，海内外考古成果和传世品陆续有新发现，特别是民窑青花瓷，品种多样，装饰新颖，反映出在此时官窑处于低谷时期，民窑却十分兴盛，对此古陶瓷界和收藏界逐渐都有了新的认识。

有迹象表明，明孝宗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皇帝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普遍较素的重大原因。

评价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他重用李东阳，谢迁，刘建等名臣，采取种种措施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赋税，把本已经衰败的明朝再度复兴起来。

由于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清明。

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民变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明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这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

争议

清朝的学者对弘治中兴一直争论不休，褒扬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弘治朝的功过是非，有人认为所谓的弘治中兴名不副实，它只是一个短暂、勉强的"治世"。

但受传统思想及自身经历的影响，明孝宗仍有一些弊政：如宠信权臣、宦官，偏袒外戚、宗亲，沉迷佛道、宫廷娱乐等。而这些弊政，不仅对当朝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为后来明武宗的腐败埋下了伏笔。

尽管存在诸多弊政，但是明孝宗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弘治朝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却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