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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经济 承宣布政使司 一条鞭法 矿监税使 鱼鳞图册 上（第2页）

生产技术

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纺织业，当时发明了一种“代耕”新式农具，耕田利用机械原理，既省力，又效率高；农业肥料，使用高效的“榨油枯饼”；植棉采用著名的“张五典种棉法”；农业灌溉采用徐光启仿制的“龙尾车”取水，“省物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实行了农业多种经营，等等。在农业和棉纺织业方面，当时江南稻谷亩产达二三石（担），北方小麦亩产在二四石（担）之间，甘薯、玉米、烟草、油料、花生，已在南北各省种植。棉布已成为全国主要衣料，徐光启的棉纺工具“搅车”，以一人当三人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二人可当八人。

明朝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农业革命”，通过对越南稻种的改良，在南北广泛推广新稻种。水稻的亩产量出现了大面积提升。明朝江南首现了生态养殖法，在水稻田地里养鱼，用鱼来吃水稻田里的蚊虫卵，因蚊虫卵而产生的疟疾，在宋元两朝曾肆虐中国，到明朝却已不是大害。

明朝第一次创造了泄洪渠和水库综合治理，在江南治理水患，持续千年的江南水患问题得到彻底消解，徐贯等人留下的水利工程，今天还是江南大地抵抗雨季的生命线，从此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大多数人更不知道的是，西方经济学家把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分成两个马鞍形，在宋朝到达一个马鞍顶峰，在明朝到达另一个更高的马鞍形。两个马鞍形两边的元朝和清朝，却是生产力的大滑坡。

手工业

匠籍制

手工业方面，明代仍然延续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于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于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但由于到京城的路途遥远，轮班匠仍然常常发生逃役的状况，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便下令轮班匠可缴交银两折抵役期，称为“匠班银”。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匠班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轮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营手工业单位服务，匠籍制并未完全废除。

瓷器、造纸印刷业和矿冶业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1。3万张，促进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

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制瓷使用旋坯车，不但提高生产效率，还使旋出的瓷坯更为精细和规格化。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匀光泽。并且发展出彩色瓷器。冶铁技术也有明显的提高，由灌钢冶炼法发展到苏钢冶炼法，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炼钢方法。

当时，仅景德镇一处，就有上万家制瓷工匠和作坊，拥有制瓷的高超技术，有设备完善的官窑，也有生产大量民用瓷器的民窑。当时已遍布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的，“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纸张品种有“竹纸”、“火纸”、“糙纸”、“柬纸”、“吉纸”、“皮纸”、“棉纸”。印刷作坊，规模相当大，印刷的创新是铜、铅活字印刷，彩色套印和拱花等工艺。采煤业、炼钢冶铁、银矿开发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棉纺织业

棉纺织业在明代已从南方推向北方。明代中、后期，棉织枋技术不断提高，工具日益进步。范围更加广泛。

矿产和白银

明朝的铁产量是宋朝的两倍，冶金工业极其发达，天工开物对这方面有详尽记载，后来的两百多年，世界上都没有国家能破这个纪录。在16和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美洲并在那里得到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当西班牙和葡萄牙贵族得到这些财富后，他们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向中国买丝绸，瓷器和茶叶，到最后这些白银和黄金大部份都流到了中国。美国佛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种说，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

造船业

在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明朝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30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除了宝船外，郑和的船队还有二百多艘平均长度达七，八十米的大帆船。到了明朝中叶，虽然朝廷再没有进行像郑和那样的大航海，但中国的水师却仍然控制着整个南太平洋，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国王都是在明朝的支持下建国的。对明朝的海上实力，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描述的，只要中国的皇帝愿意，他们可以一夜之间征集到从大陆连接致马六甲海峡的那么多船只。到了明末，由于要抗击倭寇，联朝抗日，明朝政府无瑕南顾，最后被葡萄牙和荷兰钻了空子，把势力伸展致南太平洋。即使是这样，荷兰的殖民者依然要每年向盘踞在中国台湾地区的郑氏政权进贡。

商业

随着城市交通发达、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达，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当时的南京、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西安是西北重镇，南北大运河沿岸，出现了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在古老城市之间及周围，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民间贸易活动定期进行。州县一级的集事，每月有五六个；乡镇每月有二三个；府城则每日一集；有的地方有药王庙会；淮河以北秦晋以东，各方商贾运送物品，入城为市。在当时对外贸易上，分“朝贡贸易”和私商贸易两种。东南沿海的“海商大贾”和“海湖大姓”的海外走私也很活跃；“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隆庆三年（1569年），大学士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进一步肯定商业的作用[7]。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此外，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16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当时明国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十二成左右。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明嘉靖、万历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在中国城市都有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当时商业大都会以江南的商业城市最多，有南京、仪征、扬州、瓜洲、苏州、松江、杭州与嘉兴等，华中其他商业城市尚有南昌、淮安、芜湖与景德镇等，西南内陆有成都，华北有北京、济宁与临清等，而华南则有福州与广州等。

外贸

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口

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年－1370年）全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并最终促使红巾军起义爆发，期间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大明建立并统一全国后，明太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全国的农业生产在蒙元时代长期大规模战争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洪武年间大规模向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无之地、垦荒填充移民，使人口得以稳定增长。

对人民的控制也有加强。明初在普查户口、田产的基础上，编制各种册籍，又行保甲法与关律法，把人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

明朝初年，大批奴隶得到解放，四川和江南一带的佃户，也因地主势力被打击而改善了自己的地位。明初专制集权的中央政权，曾一度打击了豪强地主，整肃了吏治，这都有利于抑制兼并和缓和阶级矛盾。这时手工业工人地位也有所改善。这一切，都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而出现了明初的“洪武之治“和”宣德之治”。

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全国有6500万人，其中民户占6175万人，军户占325万人。北五省（北平、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人口有1755万人，占全国27%，其中山东最多，有5，462，850人，以下依次为山西（3，790，760人）、河南（2，825，300人）、陕西（2，646，450人）、北平（2，619，500人）。中五省（京师、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人口总数为3380万，占全国52%。其中，南直隶有11，291，460人；人口密度最高的苏南太湖流域人口达6，320，30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20人；其次为浙江省，有9，959，270人；江西有7，260，000人，湖广有4，318，420人，四川最少，仅1，314，260人。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人口有1040万人，占全国的16%。

明朝户口的峰值出现在明朝后期，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量，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六千余万；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626年明朝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99，873，000人；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在130，000，000人至150，000，000人之间；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有197，000，000人，明朝人口峰值接近2亿；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192，510，000人，1644年实际人口大约有152，470，000人；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有160，000，000人。

明世宗嘉靖末年美洲高产作物传入后开始在明代人口最为稠密的江浙和岭南地区普及和推广，尤其是经过万历中兴过后以较快速度稳定成长，到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根据当代学者研究估计达到前所未有的150，000，000人，分布格局基本未变。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到清世祖顺治七年（1650年），由于农民战争、饥荒和瘟疫等造成中原地区死亡加大，特别是由于北方鼠疫和旱灾的爆发、以及八旗入关掠杀和为防范汉人而进行有计划的迁移，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只有原先人口总数一半不到，特别是经历鼠疫大爆发的北方，人口降到不足20%。明代沿袭元代，将人户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等。手工业者为匠籍。匠籍、军籍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不得应试，并要世代承袭。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起，轮班匠一律征银，以银代役，政府则以银雇工。人身束缚大为削弱。到清代军籍实行八旗制度，并废除实行四百年的匠籍制度。

明朝户口流动表

年代

户数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