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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门四家 松江派 南陈北崔（第3页）

唐寅伪本辨识

唐寅作品的的真伪判定，一般较沈、文容易，因为既具深厚功力又富文人画意韵的行、利相兼画法，较难临仿。但鉴定中也存在复杂情况。

第一，复本画。

即用同一稿本重复画两次甚至三次，稍有差异，却都是真迹，不能断定除一幅属真外余幅俱假，当然其间也夹杂有确属临仿的伪作。江兆申先生在《关于唐寅的研究》一文中，曾举出六组复本画，大多是真迹，偶尔杂入的伪作，如《秋庭记图》与《为慕椿画扇》，构图、画法均相近，为一稿两本，相距时间很近；《灌木丛篁图》轴（台北叔本华藏）、《灌木丛篠图》轴（《唐六如画集》）、明人《寒木竹石图》双幅（中国美术馆藏）为一稿三本，“丛篁”本最早，“丛篠””其次，“寒木竹石”最晚。《山水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与《草堂话旧图》轴（《唐六如画集》）构图相同，画山石方法不同，前者用浓而较湿之墨钩砍，后者则用枯墨皴擦，前者较早，更接近周臣的画风。两图均脱胎于周臣《山斋客至图》轴，惟构图较简略；《李端端落籍图》轴（南京博物院藏）与《仿唐人仕女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亦属一稿两本，但改动很大，相距时间当较久，后图约47岁作，前图较早；《苇渚醉渔图》轴与《芦汀系艇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章法完全相同，然后幅画笔墨滞弱、杂乱，款字出笔不自然，钤印更差，毫无刀法可言，且多出“吴趋”、“南京解元”两印，当属摹本。

第二，代笔。

画史记载唐寅出名后，其师周臣曾为之代笔，故传世作品中也有被定为周臣代笔画者。但也有人认为，作为享有盛名的老画家周臣，不可能为弟子代笔，况且唐寅当时景况也并非应付不暇，无需请师代笔。唐寅与周臣，在艺术上有明显区别。首先在构图上，唐寅开朗，取景扼要，通过多自然留白、烟云分开、墨法调节、拉大浓淡差距等手法，来加大空间感和疏朗感；而周臣图则细碎、繁密、迫促。其次在笔法上，唐寅雅俊，硬而不僵，力而有韵，秀而不枯，纤而不弱；周臣则一味的刚劲。唐寅于同一幅画中笔法变化甚多，皴法最善变化，一种画法近北派，短砍长皴兼施，方笔圆笔互用，并参入“挑笔”；细笔山水画则近南派，中锋与侧笔中交替互施，有方转、圆转、短钩、长笔、逆毫、顺笔种种变化。根据上述两家画风区别，江兆申指出，被认为周臣代笔的唐寅《入市归来图》扇、《溪山渔隐图》卷（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都是唐寅真迹。至于认为较典型的代笔画《观瀑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其实原有“周臣”款，挖款后改为“唐寅”款[2]，就成了一幅所谓代笔画。

第三，伪造。

唐寅伪本作品也很多，举例有如《农训图》轴（苏州文物商店藏），此画功力不够，笔法纤弱，墨色平淡，款字亦差；《山水图》轴（北京文物公司藏），仿唐寅的细笔画，功力也差，皴法少变化；《山水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细笔太琐碎，少劲健感；《水亭山居图》轴（台湾私人藏），形象、布局与《草屋蒲团图》轴（辽宁省博物馆藏）完全一样，画法也相仿，惟前图用笔板滞，墨色平淡少变，后图用笔细润自然，水墨晕染富变化，故前者为摹本，后者属真迹。

仇英艺术风格

仇英约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享年55岁左右。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后居苏州。[1]初为漆工，曾拜周臣名下学画，后在鉴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观摩大量古代名作，技艺大进，自成一家。擅长山水、人物。山水主宗赵伯驹和南宋“院体”，以青绿重彩为主，其特色是：取实景加以理想化，布局宏大繁复中具明快清朗之格；建筑界画工致精确又不刻板；山石用勾勒法，兼施细密的皴擦点染，工整中见放逸；树法勾勒、渲染、夹叶、点缀并用，用笔灵动多变；设色浓艳鲜丽，又注意色调的统一与柔和，显得艳而不媚，这种青绿山水发展了传统画法，有重大变革。另一路粗简山水学李唐、马远和周臣，笔墨劲健。仇英作品多不署年款，故较难掌握早、中、晚期变化。大致上，早期多受文徵明、沈周影响，构图较疏朗，笔法秀丽，色彩鲜艳，多用绢本。代表作如《林亭佳趣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约正德戊寅年作，时21岁；主宗赵孟頫、文徵明，又有钱选笔韵，小青绿山水，为早期作品。中期宗周臣，较多“院体”面貌，代表代品有如《松亭试泉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馆院藏），画法宗李唐、刘松年，用笔紧密，青绿设色精丽而温雅，已呈现中年面貌；《松溪横笛图》轴（南京博物馆藏）受周臣、南宋“院体”影响，工细中见劲健，景色趋简率，当中年稍晚作；《园居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为宋“院体”风格，兼文人画笔意，幅上王宠跋，年款为“嘉靖壬辰”，仇氏约35岁，为中年作。晚期仇英汲取赵伯驹之法，多作纸本，构图饱满，笔法较自由，或精细，或简逸，灵秀多变。代表作品有如《秋江待渡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笔法刚劲，画风近49岁作的《孝经图》卷，应属晚期作品；《仙山楼阁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约53岁作，吸取李唐、李成及赵孟頫、赵伯驹之法，为大青绿山水；《赤壁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约晚年作，融文征明、赵孟頫、赵伯驹为一体，趋于疏简；《剑阁图》轴（上海博物馆藏）约晚年作，融青绿与浅降于一体，是较简淡的画法。仇英的人物画亦以工笔重彩为主，尤善仕女画题材，体态俊美，笔法细微，敷色妍柔，雅俗共赏，有“仇派”仕女之称，亦能作精简的水墨人物画。代表作品有如《摹倪瓒小像图》卷（上海博物馆藏），约45岁作，摹古之作，工笔淡彩；《职贡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摹古之作，工笔重彩；《临贯休白描罗汉像》卷（中国博物馆藏），摹古之作，白描法；《右军书扇图》轴（山东省博物馆藏）宗南宋“院体”水墨人物画法；《柳下眠琴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宗南宋“院体”，趋于写意的水墨人物画；《松荫琴阮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约52岁作，笔墨劲秀，涉笔草草，白描法学元人；《蕉荫结夏图》轴、《桐荫清话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为四条屏之二）宗宋“院体”画，笔法清劲；设色淡雅；《捣衣图》轴（南京博物院藏）为白描仕女画；《修竹仕女图》轴（上海博物馆藏）为工笔重彩仕女。通过以上图例，可见仇氏多样而精湛的画艺。

仇英伪本辨识

仇英的伪本甚多，不下沈、文，大多仿工笔重色绢本一路。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指出，仇英真笔不论细精，无不具有文秀之致，伪本虽也有很细致的，但往往庸俗乏韵。因仇氏曾受杜堇的影响，故其人物、仕女，眼睛全都细小，此为真迹特征之一。他还列举了旧伪本5种，其中《清明上河图》卷，是伪仿最多的本子，流传不下40本，水平高低不同，出自王彪之手的当较佳，辽宁省博物馆所藏之本画风接近仇英，水平较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卷亦较好。仇英也有一些复本画，一稿两本，都属真迹。如《云溪仙馆图》轴与《仙山楼阁图》（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除云山稍有繁简，余皆略同，水平都很高。但也有两幅全同的作品，却是一真一假，不能视为复本画，如《汉宫春晓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梅妃写真图》卷（徐悲鸿纪念馆藏），布局、画法几乎完全一样，然前者笔墨灵秀，后者较为工板，当是一真迹一摹本。仇氏的伪本有如《瑶台清午图》卷（苏州文管会藏），后纸处王宠书“观午赋”于嘉靖六年，时仇氏20余岁，时间太早；张凤翼、周天球等诗书于嘉靖三十六年，仇氏已死，时间又太晚，然诸跋均真，可见画为拼配之作。画面兼工带写，不似仇氏风格，且笔法拙劣，水平很低，款字亦似是而非，为旧伪本；《送朱子羽令铅山图》卷，后纸王同祖书于嘉靖二年的叙真，然仇氏时仅20来岁，时间太早。引首许初嘉靖壬子三十一年题，题真，然“子羽”两字系挖改过，前后题相差29年，似不可能，故当为拼配画。画本身作小青绿，但用笔过于软、媚，无明中期人的画风，而像清初柳遇等人手笔。又王氏书款上有项元汴藏印，本幅却无，可见拼配在项氏之后，约康熙时人伪作；《饯行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后纸处周天球题的诗序为真。画七八分像，然嘉靖二十七年已为仇氏极晚年，此图勾笔太软弱生涩，青绿山水画在生纸上，仅见之例，款字亦不同，可见为拼配之图。以上三例中，送迎诗文均真，但当时未必有图，后人遂以伪画拼配，牟取暴利，一件真迹书诗卷遂变成了一幅假画。

明四家，又称吴门四家，是指四位著名的明代画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由于他们均为南直隶苏州府人，活跃于今苏州（别称“吴门”）地区，所以又称为“吴门四杰”或“天门四杰”。自沈周开创，以四人为代表的吴门画派，自晚明之后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特别是在山水画的部分。吴门四家中的沈周与文徵明，是吴派文人画最突出的代表，他们的绘画创作以山水为主，无论淡雅的青绿，还是沉雄、文秀的水墨，大多描写江南风光和文人园林。他们以诗书画三位一体抒写情怀，山水画以水墨及水墨淡着色引人注意，都有粗细两种面目。“吴门四家”中的唐寅与仇英分别代表吴门四家中的另外两种类型：唐寅修养广博，诗书画俱佳，号称“江南第一才子”。他阅历较广，入世较深，故题材范围宽广，古今皆能，不拘一格；仇英文化渊博，专画传统题材，且摹古功底深厚，尤擅长工笔重彩人物与青绿山水，画风严谨不拘。

二、松江派

画坛中流

松江派又名“华亭派”，以顾正谊为创始，以董其昌为代表。董其昌深谙古法，所画用笔洗练，墨色清淡，风格古雅秀润，代表了“华亭派”的风格，与“吴门画派”精工具体形体对照。董其昌以自己的绘画实践作理论的基础，“开堂说法”，提出了引起后世争论的“南北宗”学说。董其昌提倡文人画的书卷气，强调南宗绘画的正统地位，从而表明崇南贬北的个人爱好。虽然董其昌“南北宗”论为一己之说，但是它能形成巨大的社会反响，应该说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华亭派”中的其他画家还有宋旭、陈继儒、赵左（苏松派）、沈士充（云间派）等。

松江创始

顾正谊（公元16-17世纪初）〔明〕字仲方，号亭林，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生卒年不详。万历（1573-1620）时以太学生官中书舍人，人品高洁，居常好读书，由于家多名迹，潜心于临摹鉴赏，故精于绘事。画山水初学马琬，后学“元四家”，各得神解，无不酷似。所作用墨布局力追大雅，其摹黄公望者尤妙。与宋旭、孙克弘友善，穷探旨趣。山水多作方顶，层峦叠嶂，少著林树，自然深幽，遂成华亭派。游长安时四方士大夫求画者踵接，得其洒翰，如获拱璧。董其昌云：“松江画家中最著名者为顾正谊。”传世作品有万历三年（1575）作《溪山秋爽图》轴，图录于《故宫书画集》；二十四年（1596）作《仿黄公望天池石壁图》卷，纸本，设色，纵23。2厘米，横359。4厘米，自题：“顾正谊写于宝云居。丙申冬日。”卷后陈继儒题跋云：“亭林内史画与董秋山抗行，此卷仿大痴天池石壁，苍古秀润，绝去画史甜俗之病，复出原之，从大痴孙，别摹三赵，上及董巨右丞，惜公不及见之，见且下卫夫人之识矣。陈继儒题。”现藏广州美术馆；二十五年（1597）作《山水图》卷，纸本，墨笔，纵24厘米，横357。1厘米，卷后有董其昌题跋，藏上海博物馆。能诗，宗初唐，著有《兰雪斋稿》。子元庆，踵其家学，能以精工佐其古雅，有声艺苑。

画派代表

董其昌（1555-1636年），汉族，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董其昌出身贫寒之家，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当过编修、讲官，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波，他就坚决辞官归乡，几次反复起用。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他是海内文宗，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董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并波及到近代画坛。一直以来，董其昌的作品都是海内外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

山水盛世

山水最盛的明代，仅《明画录》就载有四百多位山水画家，而文人以此为逸事而操管者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风尚。其中有成就的除了在分宗立派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画家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画家。如画《华山图》的王履，因《华山图序》强调师造化，而独占一席之地。再如画风比较特殊的吴彬、陈洪绶、担当，以及名气不大但写画精妙的陆治、程嘉燧，还有“姑熟派”首领萧云从，如此等等，构成了明代山水画的盛世。

明末山水画流派之一，以董其昌为代表，其支派有三：以赵左为首的称“苏松派”。以沈士充为代表的称“云间派”。这两派都导源于宋旭。赵左和宋懋晋同师宋旭，沈士充师懋晋兼师赵左。以顾正谊为代表的称“华亭派”。他们都是当时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古称华亭）人，风格互有影响，其画风逸润苍郁，骨格灵秀。气韵笔法。

三、南陈北崔

陈老莲

陈洪绶（1598-1652年），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晚号老迟、悔迟，又号悔僧、云门僧。浙江诸暨枫桥人，代表作有《归去来辞图》。九岁失怙，后弃家自立，坎坷生世的砥砺，使他与晚明文人交往甚多，在花鸟、山水、人物等方面都有全面的功夫，尤其是他的人物画，清圆细劲，润洁高旷，力追古法，融古开今，“以篆籀法作画，古拙似魏晋人手笔”。陈老莲仕女画代表作《斜倚熏笼图轴》，画一盛装女子侧身斜卧榻上，上半身倚着一个半球形的熏笼，闲暇之中正抬头与鸟架上的一只鹦鹉对语，侍女则低头注视榻前小儿扑蝶。其他作品如《扑蝶仕女图》、《雅集图卷》等人物画均为老莲精品。

崔子忠

简淡儒家墨——崔子忠（约1574-1644年），字青蚓，一字道母，山东莱阳人。代表作品有《云中玉女图》，《伏生授经图》等。画史上称其“善画人物，规模顾、陆、阎、吴名迹，唐以下不复措手。白描设色能自出新意，与陈洪绶齐名”，其画作也被称为“儒者笔墨”。此次展出的《长白仙踪图卷》是崔为时任工部尚书的张延登所作。崔的人物画故事布景奇伟，经常以窄长的直幅巧妙安排人物器具，取法于晋唐之间，所画人物奇古不媚，用线、用墨、用色的感觉与手法与当时画坛的常规画风有很大的差异，论者以为“非唐非宋”。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白描佛像卷》、《云中玉女图》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桐荫论道图》等都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晚明时代的画家陈洪绶（也称陈老莲）与崔子忠在中国绘画史上并称为“南陈北崔”，两人不仅均以画、尤其是人物画名世，为人、处世、遭际、性情乃至画风也各有相通之处，画史经常将两人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