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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之役（第1页）

丁卯之役

战争背景

国际关系

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1618年以“七大恨”为由兴兵讨伐明朝，1619年取得萨尔浒之战胜利，1621年占领辽、沈，1622年进占广宁。在进犯明朝的过程中，与朝鲜的关系是后金外交的重要课题。当时的朝鲜王朝是明朝的属国，尤其是经过了壬辰倭乱的明朝东援，更是发展为“恩同父子、义则君臣”的密切关系，而且又饱受儒家思想熏陶，严守华夷之辨，秉持小中华思想，对“蛮夷”女真人抱有强烈的鄙视和敌意，在1619年派姜弘立率兵参加了明朝讨伐后金的战争。后金屡屡致书朝鲜，“劝子离父”，欲离间朝鲜和明朝的关系，拉拢朝鲜以为己用。除了朝鲜本国以外，还有1621年进入朝鲜的明朝将领毛文龙，他利用后金不习水战的弱点入据朝鲜皮岛，频繁骚扰后金后方，对后金来说如同骨鲠在喉，因此努尔哈赤要求朝鲜交出毛文龙。但是，朝鲜不为所动，多次婉拒努尔哈赤的各种要求，以致努尔哈赤扣押甚至杀死朝鲜使者。

针对于朝鲜的外交问题，后金内部出现了稳健和强硬两种声音，前者的代表是大贝勒代善，后者的代表正是四贝勒皇太极。努尔哈赤虽然杀过朝鲜使者，但终其一世也未直接用兵朝鲜，而把重点放在与明朝和蒙古诸部的关系上。1626年秋，努尔哈赤死去，皇太极被推举继位。他即后金汗位后，一面彻底扫平了与后金为敌的蒙古内喀尔喀的扎鲁特、巴林等部，一面与明朝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便可腾出手来将他构想已久的东征朝鲜付诸实施。

朝鲜在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时期经历了光海君李珲和仁祖李倧两任君主。光海君虽然难以答应努尔哈赤向朝鲜提出的对明绝交、交出毛文龙等要求，却一直暗中遣使沟通后金，希望朝鲜在明朝和后金的争端中保持中立；仁祖反正推翻光海君，奉行对明一边倒政策，停止与后金在政治上的任何往来，还一度表现出对毛文龙积极支援的姿态。1625年朝鲜“李适之乱”参与者韩明琏之子韩润及其从弟韩泽叛逃后金，声称：“先王愿和，故使者不断，新王倚恃毛文龙，不遣使者”，并建议后金出兵朝鲜。据说，韩润还向姜弘立等朝鲜被俘人员谎称仁祖已将他们的家属全部处死，姜弘立等信以为真，便怂恿后金攻击朝鲜。努尔哈赤在世时对此不以为然；皇太极即位后，仁祖的“崇明排金”政策及在后金朝鲜人的鼓动顺理成章地成为丁卯之役的催化剂。

后金内情

丁卯之役发生的另一背景是后金的政局变动。皇太极并非努尔哈赤明确钦定的接班人，而是被代善为首的贝勒推举上台的。皇太极继位后虽然表现上维持与其他三大贝勒共同执政的体制，实际上却不断加强自身权力，同时深忌堂兄二贝勒阿敏和异母兄三贝勒莽古尔泰。他选择阿敏出征朝鲜，也是将其作为对阿敏忠诚度的试金石（此外他还有过在1621年入朝鲜境剿毛文龙的经验），后来阿敏果然没经受住皇太极的考验，在丁卯之役中的表现成为他被治罪的重要理由。所以，皇太极发动丁卯之役，也被看作是其加强中央集权政策的一环。

后金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是皇太极选择在1627年发动对朝战争的原因。后金虽然夺取了辽东及蒙古部分地方，但统治的人口也急剧增加，这些地区生产力有限，造成后金物资供应日益紧张。1626年，后金粮食歉收，导致了1627年的饥荒，因此亟需与明朝和朝鲜等邻国展开贸易。在丁卯之役期间，皇太极将几万家饥民送到朝鲜来渡过难关，便反映出后金发动这场战争的经济因素。另外，辽东汉人不堪后金压迫，朝鲜以及毛文龙所在的皮岛成为他们逃亡的渊薮，后金也需要找回这些劳动力来给他们耕种土地，并防止朝鲜再接纳逃难的后金汉人。后来阿敏数落朝鲜的“七宗罪”中便指责朝鲜接纳辽东逃人，并在平壤之盟中要求朝鲜不得接纳辽东逃人，可见这也是其出兵惩罚朝鲜的理由之一。

朝鲜内情

1623年，朝鲜爆发仁祖反正，其名分是对内革除光海君的弊政，对外标榜“崇明排金”。但仁祖政权内政并不修明，反正功臣取代了李尔瞻等大北派旧权贵而作威作福，百姓对仁祖政权大失所望，当时许多歌谣便反映此点；反正功臣内部也有矛盾，反正功臣之一的李适因受排挤而心怀不满，在1624年初发动叛乱，攻破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对朝鲜国力造成较大消耗。在外交问题上，仁祖政权虽然不跟后金往来，但对后金还是采取尽量不刺激的政策。大司谏李圣求在1625年向国王进言道：“圣神改纪之后，斥绝北虏，义声闻于天下，而尚今三年无征讨之实事。虽不能大举义兵，一决胜负，而或遣数千百骑，侦探虏中，有如毛将所为，则大义可明，后言有执。”获悉“李适之乱”的余党韩润等逃亡后金并煽动后金攻打朝鲜的消息后，朝鲜政府原本在1625年冬下令北方边境严阵以待，但因无事而在翌年二月罢兵。1626年十月在朝鲜昌城附近驻扎的明军参将徐孤臣向朝鲜转告了后金新汗皇太极可能会攻打朝鲜的消息。为了防备后金和拱卫汉城，朝鲜陆续设置扈卫厅、御营厅、总戎厅等新军营，与朝鲜宣祖时建立的训练都监构成中央防备体制，共计约25000人，并预备在后金来犯时，仁祖逃到江华岛，因此从1626年七月开始，各道军粮陆续运进江华岛储藏。对于防御后金的最前沿平安道，则是在1626年八月由下三道（忠清、全罗、庆尚）调兵5000、十一月由咸镜南道调兵2000至平安道戍守，与平安道原有军队一起防备后金。

在与毛文龙的关系上，朝鲜仁祖政权虽然开始表现出积极合作的姿态（主要是为了便于获得明朝册封），但内心并不欢迎毛文龙。1623年，朝鲜的都元帅张晚便判断毛文龙无力对抗后金，只会给朝鲜招来麻烦。朝鲜史书记载道：“是时毛营将士贪利乐功，潜入胡地近处，出没侦俟，招纳假鞑（后金汉人），以是挑怒于胡中，故边臣甚忧，其毕竟开衅于我国，而莫能禁止。”其实，毛文龙起初来朝鲜时，朝鲜官民大多支持他，希望他尽快消灭后金，但后来毛文龙因得不到明朝的有力接济而多次向朝鲜索饷，让朝鲜心生厌烦。仁祖在1626年表示：“我国之忧在于毛而不在于奴也。奴之忧缓，毛之忧急矣！”毛文龙东来数年，未有显著成果，就在丁卯之役前夕的1626年夏，毛文龙出师后金，在鞍山驿和萨尔浒失利，朝鲜得到的情报是在鞍山的毛部全军覆没，自然对其更为失望。朝鲜文人沈光世所作诗歌反映了当时朝鲜人对毛文龙的心态变化：“毛将昔来此，义气能感人。东人皆爱慕，欲使其志伸。自从名位高，诚意渐不纯。后房拥爱妾，府藏堆金银。入保不出陆，畏死却逡巡。所为既如此，何日清胡尘？以是我天朝，终困于女真。”就这样，朝鲜抱怨毛部挑衅于后金而惹祸于朝鲜及给毛文龙援助粮食的负担，毛部和平安道、黄海道居民接触时亦屡屡发生摩擦，毛文龙和朝鲜日渐紧张的关系可以说是致使两者在丁卯之役中不能很好配合的原因。

战争经过

后金来犯

1627年正月初八（阳历2月23日），皇太极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硕讬诸贝勒统兵出征朝鲜。皇太极宣布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故用兵两图之”。

在韩润等朝鲜人的向导下，正月十三日夜，后金兵攻取明哨地并杀尽六哨之后，四更时分，3万余骑（一说约4万，一说“贼兵号四万，实一万四五千，而半是我民【朝鲜人】剃头者”）渡鸭绿江袭击义州。义州府尹李莞（李舜臣之侄）毫无防备，在后金兵登城后才发觉，次日晨（阿敏报告为夜）城陷，李莞被磔杀（一说中箭而死），判官崔梦亮被砍头（阿敏报告为自杀）吕荣元、金济鼎、梁??也一同战死，全城数万军民惨遭屠杀（阿敏报告为只屠士兵，俘虏平民，并于当日搜杀漏网之鱼后驻扎该城）。占领义州后，阿敏留下八名官员和1000名士兵留守义州，自己于十五日率主力继续进军。

就在义州陷落的当夜（正月十四日）后金军分兵（毛文龙报告为4万）进攻毛文龙部的驻屯地铁山，后金前锋一部于十四日往宣川浦口进军，并于当日攻陷铁山，大胜明军，称”斩明兵甚众“，并生擒参将一人、游击一人、都司三人。后金称毛文龙逃入海岛（“时毛文龙遁往海岛”），未能抓到毛文龙。

正月十五日，后金军破定州，十七日后金军兵临郭山郡境之凌汉山城下，十八日因招降被拒而攻破该城，定州牧使金搢、郭山郡守朴惟健被俘，宣川府使奇协战死（阿敏报告为先俘获定州牧使金搢，后于郭山汉山城击杀朝鲜宣川副使奇协，郭山俘获郡守朴惟健），阿敏留4名官员和500名士兵守此城。在攻取凌汉山城后，阿敏向皇太极报捷并请求派遣已出痘之蒙古人换防义州，以便抽调原驻义州的部队南下攻打朝鲜，皇太极欣然批准，指示阿敏一定要相机而动，可进则进，不可进则勿强行，并强调将朝鲜的一切事务委托阿敏等诸贝勒，他自己不为遥制，只依阿敏等的商量结果来裁定。正月二十日，后金兵渡清川江，准备进攻安州，先派人招降，遭到严拒，便于二十一日大举攻城。安州为平安道重镇，号称“积年专力之地”，屯兵36000人（阿敏报告为20000人），虽然竭力死守，却仍不敌后金，金俊、金有声、南以兴、张暾、金良彦、全尚毅、金彦秀等人战死，城破后守城兵民数万人被屠杀，只有数百人幸免（阿敏报告城破后未屠城）一路上，后金兵打着为光海君复仇的旗帜，又将所有占领区的朝鲜百姓一律剃发。后金将他们所掠的朝鲜人民聚集起来，在其中挑选首领，安置军中，禁止侵扰，因此大量朝鲜人纷纷投附后金。

后金兵在安州滞留4天，继续向平安道首府平壤进发。之前平壤民众听说安州被屠的消息后，哭成一片，纷纷逃窜，平安道观察使尹暄也被迫退守中和。朝鲜政府逮捕尹暄，改任金起宗为平安道观察使。后金经过已成为空城的平壤，渡过大同江，二十七日抵达中和，驻兵秣马。随后又派一支部队溯鸭绿江而上，二月十一日攻占昌城，杀府使金时若及其二子（金时敏庶弟）。后又攻破龙骨城，杀龙川节制使**建。

朝明反应

后金来犯的消息在正月十七日传到汉城，朝鲜仁祖任命兵曹判书张晚为四道都体察使，负责前线迎战；领中枢府事李元翼为下三道及京畿道都体察使，负责稳定后方并招募勤王义兵。然而朝鲜连战连败，毫无招架之力，汉城民众听说后争先恐后地逃难，一二天后汉城也几乎一空。朝鲜王朝早已将江华岛预定为战争转移地，议政府右赞成李贵也在消息传来时就建议朝鲜仁祖撤退到江华岛避难，仁祖没有立刻动身，但起用金自点为句管江都事，先让大王大妃仁穆王后金氏、王妃仁烈王后韩氏及一些重要文件和宗社神主转移江华岛，让昭显世子南下全州，实行“分朝”，并向全国下哀痛教（罪己诏），自责不恤民生疾苦、滥杀无辜、为援助毛文龙而压榨百姓和为政急进等四大失政。正月二十三日，台谏联合上疏劝国王勿离汉城，请求亲征，被仁祖驳回。正月二十六日，仁祖率百官仓皇出逃，以金尚容留守汉城，二十九日抵达江华岛。二月初二日，仁祖派赍咨官黄珀赴明，准备向登莱巡抚告急。但黄珀“受命二朔，始达椵岛，因毛将（毛文龙）拦阻，不传而归”，回朝后因为没有完成告急任务而被治罪。

就在朝鲜官军节节败退的时候，朝鲜义兵开始活跃起来。如义州有崔孝一、郑凤寿、白宗男，龙冈有黄山立等18人，铁山有金砺器，慈山有林豹变，龙川有金佑、张遴、张熙俊、金宗敏、李矗立以及李忠杰兄弟等，洪龙海、闵灠等组织自募军，在毛罗山伏击后金兵，宣川剑山、定州慈圣山也有义兵固守，定州还有金良彦组成的“复仇军”，招募在深河之战中战死者家属五百余人协助防守安州，金良彦阵亡。平壤有前判官金峻德、幼学李起业、金克念、文科直赴李愈、幼学金载价等士绅组织的义兵，等等。其中许多义兵队伍都成功保卫了家乡，甚至取得不俗的战绩，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明朝的辽东巡抚袁崇焕早已通过刘兴祚的内应而预知后金东犯的情报，但反应消极，称自己原以为朝鲜能凭借毛文龙的援助，像自己在宁远之战那样击退后金，故在后金攻朝鲜后只派了水营都司徐勇曾、张斌良、汪翥率一千五百名水兵前去支援。而后金攻朝鲜的消息传入北京是在三月初（一说二月间）在北京的朝鲜使臣金尚宪、登莱巡抚李嵩以及毛文龙[130]等都主张趁后金空虚，攻辽东以救朝鲜，明朝兵部尚书冯嘉会采纳这种提议，打算派觉华岛水兵三千、登莱兵三千加上天津的一些兵力配合毛文龙援救朝鲜，同时让宁远的辽东巡抚袁崇焕出兵批亢捣虚，三月十一日获得皇帝的首肯。袁崇焕遵旨一面派参将徐琏率水兵千人增援，一面派赵率教等9员将领率9000精兵赶到三岔河（辽河下游）与后金对峙，但未能有效牵制后金，被讥为“纸上之兵”。一个月后，袁崇焕辩称后金“十万掠鲜，十万居守”，未必空虚，难以“捣剿”。实际上，沈阳“城中兵少”，因此皇太极在丁卯之役期间率诸贝勒到辽河驻营防备明军，并将后金的所有马匹都放出来吃草，以虚张声势。明朝登莱方面也出动8000余人东援，等监军太监胡良辅等率领这支军队抵达皮岛时，阿敏早已凯旋。

外交接触

就在战争持续的过程中，双方也展开了外交接触。后金攻朝鲜之初，就给朝鲜送去书函，平安道观察使尹暄予以答复，显然未能令后金满意并止住其步伐。正月二十日，姜弘立手下奴婢拿着阿敏书函来到平壤，要求呈递，平安道观察使尹暄呈递给朝鲜政府。该书函列举了朝鲜助明伐金、不谢1621年后金讨伐毛文龙之功、接纳毛文龙及辽东逃人、不吊祭努尔哈赤这四条讨伐朝鲜的理由，强调朝鲜“差官认罪”方可修好（阿敏只报告他向朝鲜国王派使未达，未报告送去书信）正月二十二日，收到阿敏书函的朝鲜君臣对此展开讨论，鉴于朝鲜实力弱小，准备不周，而后金兵已过清川江，再加上连明朝都同后金议和，所以决定以国书形式给予答复，质问后金无故兴兵，表示只有后金先退兵才能修好，并派朝鲜被俘人员姜弘立之子姜璹和朴兰英之子朴雴携带答书，于正月二十七日抵达中和的后金军营。阿敏接到朝鲜国书后，再次致书朝鲜，添油加醋地列举了七条理由，分别是：

后金兴起前，努尔哈赤征服瓦尔喀（朝鲜称“藩胡”“兀良哈”）时，朝鲜曾出兵抗拒；

布占泰侵扰朝鲜时，朝鲜曾请努尔哈赤为其调停，事后朝鲜没有答谢；

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后金没有杀害朝鲜俘虏，多次放任其逃回，但朝鲜不派使者来感谢；

朝鲜庇护明将毛文龙，纵容其骚扰后金，并拒绝按后金要求移送毛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