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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章不管了反正没人看不会有人发现的（第2页）

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年）

不详

600万人

根据人口统计学中复利公式计算出[41]?

道宗中期

97万户

750万人

[42]?

天祚帝天庆元年（1111年）

140万户

900万人

辽代人口峰值[38]?

农业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在沿边设置的屯田自然是公田。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也是公田，百姓领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至于所说的“占田置业入税”则是私田了。估计屯田多集中在北部沿边，私田则多在辽国南境。在契丹的汉人依然是以男耕女织的方法维持家庭收入。同时，契丹将战争中俘掠的汉人，安置在契丹腹心地区，建立许多头下军州。除少部分需上缴，其余收入皆归头下主所有。

辽廷为了鼓励人民开辟荒地，立例若成功开辟农地可免租赋十年，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43]?。遇到兵荒、岁饥之年，也要减、免赋税，991年1月辽圣宗时期，“诏免三京诸道租税，仍罢括田”[44]?。1075年9月辽道宗时期，“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45]?。辽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28]?。

畜牧业

辽朝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46]?。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当时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47]?。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28]?。

手工业

辽代瓷器

辽代的冶铁业发达[48-49]?，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东是辽朝产铁要地，促进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为今辽宁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28]?。

代陶艺受唐代影响，墓葬出土文物则显示部分宋代器皿及其他器皿自国外输入，但。金、银器制作亦采用唐、宋的金属打制和镀金技术[50]?。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51]?。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51]?。

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更被宋人评比为“天下第一”[52]?。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53]?。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53]?。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53]?。

商业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期，辽太祖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辽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28]?。辽朝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诸国或宋朝，有的甚至成为代表辽朝办理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后晋，又为辽朝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28]?。

辽代物价甚低，虽有盐酒之税，但各地税率并不一致。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然而货币使用量不多，辽世宗时，上京还处在交易无钱而用布的状态。各地都用不同货币，如圣宗以前所铸的辽钱极少，圣宗之后稍微多了一些，但在流通货币中，所占数量仍甚少，不及百分之二，主要的是宋钱，其次是唐及五代及其他朝代的钱；在对外交易方面，辽主要与宋和西夏等通过边境上的榷场进行互补性的交易。另外与日本、高丽、阿拔斯王朝和喀喇汗国也有贸易往来[43]?。

文化编辑

辽朝吸收许多汉文化与渤海国文化。灭渤海后，渤海遗民大量聚居于辽上京、辽东京一带的州县，较先进的渤海文化对辽文化有较为广泛的影响。据汉地幽云十六州到后来和宋朝的频繁交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的榷场贸易，汉文化对于辽朝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由于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仰慕汉文化，如辽的开国皇帝辽太祖崇拜孔子，先后于上京建国子监，府、州、县设学，以传授儒家学说，又建立孔子庙；辽圣宗常阅读《贞观政要》、道宗爱看《论语》等；辽道宗时，契丹以“诸夏”自称，道宗又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54]?”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28]?。

文字

契丹文哀册册盖

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着帐郎君子弟。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辽兴宗也善为诗文，1050年宋使赵概至辽，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在辽朝诸帝中，辽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耶律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耶律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耶律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表达关心社稷安危、致主****的政治理想。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是使用契丹语创作，有金朝耶律履的译文，只是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经失传，今有耶律履的儿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28]?。

在书目方面，辽设国史院，专修整历史，设官监修国士、史馆学士、修国史等，曾撰写起居注、日历、实录二十卷、国史，又把不少汉人书籍翻译为辽朝文字，如《五代史》等。当中，辽代所写的实录成为元朝脱脱等所编写的辽史主要材料之一[28]?。

语言文字方面，汉语与契丹语都是通行的，不少文书都是以这两种语言。辽代还出现了为佛教信众学习佛经而编纂的汉字字书《龙龛手鉴》。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形式。但现时已缺少类似的文献。

契丹大字相传于920年由辽太祖下令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应有三千余字；契丹小字由辽太祖弟耶律迭剌参考回鹘文对大字加以改变而成。小字为拼音文字，约五百个发音符号。契丹小字较大字简便，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契丹族创字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觉，对其他民族也有不少影响，例如西夏创造党项文字、金朝创造女真文字、元朝创造八思巴文字。契丹字的通行直到1191年金朝金章宗废除为止[28]?。

宗教

辽朝的宗教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此外也崇拜契丹祖先和民间信仰[28]?。民族信仰有木叶山崇拜、天地崇拜[28]?与拜日神[55]?、拜山神[56]?等。木叶山崇拜源自契丹始祖出现与契丹八部兴起的传说，带有萨满教的文化背景[57]?。契丹族于木叶山兴建契丹祖庙以祭拜始祖，最后发展成辽朝皇室的柴册仪。

辽朝佛教基本上继承盛唐的教学佛教[27]?。早在唐朝唐武宗发动灭佛事件时因为河北诸藩镇不听从，大量僧侣与佛教文物流向河北地区，使得当地佛教文化蓬逢发展。902年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北传契丹的起始点。918年辽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926年辽朝灭渤海国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938年辽朝领有燕云十六州后，此地逐渐发展成佛教文化重心，到辽朝晚期“僧侣、佛寺之数冠北方”。

辽太宗等辽朝皇帝也采取保护佛教政策，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辽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与辽兴宗关系甚好[58]?。辽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及佛画，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27]?。辽朝完成以《大般若经》为首的主要佛教石刻，于辽兴宗时期出版的《契丹大藏经》，其地位仅次于宋朝宋太祖时期开版《蜀版大藏经》，在佛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