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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战中的迷雾（第4页）

1918年4月21日，里希特霍芬的飞机被击落。正如对他本人的评价一样，对他的死也有争议。英国皇家空军和澳大利亚军队都认为是他们击落了里希特霍芬的飞机。

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这一天在皇家空军服役的加拿大人罗伊·布朗上尉率领第209飞行队驾驶一队骆驼飞机飞往前线。飞行员中有一个叫威尔弗雷德·梅的年青学员，他接到命令只许观战不许参战。到达前线后，前一天击落第80架飞机的里希特霍芬带上降落伞，登上他的三翼飞机，率领飞行小队升空迎战。他在空中看到英国的红鼻子骆驼飞机俯冲过来，就熟练地驾机追逐他的第81个猎物。在上方，任务是观战的梅忍不住向里希特霍芬的红色飞机发起攻击，后来处在敌机的包围之中。德国飞机从四面飞来，梅连忙逃命弯弯曲曲地向机场飞去，而里希特霍芬则驾机追赶。梅后来回忆：“要是我知道这就是里希特霍芬，大概会当场昏过去。”里希特霍芬追赶他到了英军防线上空，在离梅的飞机很近时，里希特霍芬按动了机枪按钮，但因机枪上的一个撞针坏了机枪未响。再按按钮，另一挺机枪也发生了故障。这时，负有保护梅责任的布朗连忙赶来营救。他很快追上了沿着山谷歪歪斜斜飞行的这两架飞机。布朗瞄准那架血红色的飞机开火了。机关枪喷射出火焰，布朗确信这架飞机已被击中，于是飞回基地。梅着陆后赶紧跑到布朗身边，抓住他的手连声称谢，说是差一点他就要被击中送命，并说他看见那架红色飞机被击中了。过了一会儿，司令官打来电话，通知布朗准备领勋章，因为那个被击中的飞行员就是大名鼎鼎的里希特霍芬。

布朗和司令官去空军野战医院看了里希特霍芬的尸体。他回忆道：“当我走近时，里希特霍芬的样子使我震惊。在我看来，他是那么的小，那么的纤弱。他的样子很友善，脸特别平静，显得和善文雅。突然我感到痛苦，非常不愉快，好像我干了一件不正义的事情。”布朗由于击落了这架飞机而得到奖赏。

而澳大利亚方面对此持有异议，认为飞机是被布置在协约国防线的澳大利亚炮兵击落的。当时正巧里希特霍芬的飞机飞到了澳大利亚第4师第24机关炮连的阵地上空。里希特霍芬的飞机被布朗击中后只是受了点轻伤，他驾机下滑返航。澳大利亚炮兵的猛烈炮火击中里希特霍芬飞机的前部。飞机摇摇晃晃，旋转而下，重重地摔在炮兵阵地附近，起落架摔坏。澳大利亚炮兵连忙爬上飞机，发现里希特霍芬已经断气。澳大利亚方面坚持认为，这架飞机是被地面炮火击落的，是被炮手波普金和韦斯顿击落的。

后来英国和澳大利亚对是谁击落了里希特霍芬的飞机争论不休，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军事史学者卡尔塞拉和詹姆斯·瑞安写了《谁击落了“红色男爵”》一书，经过详细研究断言这是澳大利亚炮兵的功劳。对此英国学者却一直不予理会。

7。苏联红军兵败华沙之谜

1920年4~10月苏维埃俄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史称苏波战争。是由波兰白军首先挑起。1920年4月25日，波兰白军在协约国的怂恿下，多次拒绝了苏俄政府关于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争端的建议，对苏俄发动了进攻。同年5月8日，波军占领乌克兰首府基辅。苏联红军反击，于6月中旬收复基辅，并越过边界向华沙推进。这时波兰和协约国感到大事不妙。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照会苏俄政府，建议俄波媾和，但遭到苏拒绝。7月17日，苏联红军继续向华沙进攻。8月20日，英国政府又向苏俄发出最后通牒。但最后通牒并未阻止苏俄进军，反而引起英国公众对政府的愤怒。于是英国不得不劝波兰接受苏俄的停战条件，同意和谈。但这时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红军高级指挥员之间对于主攻方向判断出现意见分歧，红军在华沙战役中受到重大挫折，波军转守为攻。1920年10月12日，苏波两国在里加签订停战协定，并缔结了预备和约。和约规定，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缔约双方彼此尊重国家主权，并保证不支持任何针对另一方的敌对行动。

战争的失败在苏俄领导人中间产生很大震动，1920年9月22－25日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激烈讨论战争失败原因以及世界革命前景。现在收录在《列宁全集》的列宁的政治报告中，有列宁对为什么要进行苏波战争和这场战争为什么失败的解释。

在报告中，列宁首先提出了一个总的看法，即：

一、虽然兵败华沙，形成了极其困难的局面，但“决不表明我们已经完全失败”，“我们证明了波兰不能战胜我们，而我们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难战胜波兰”。二、“我军向华沙的挺进对西欧和整个世界形势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打乱了互相争斗着的国内外政治力量原有的对比关系”。所谓没有完全失败，列宁是指“我们也还占领着他们上百俄里的地区”，并正在研究“我们将在怎样的条件下进入可能到来的战争的新时期”。所谓对世界局势的极大影响，那就是兵进华沙使凡尔赛的“整个体系都动摇了，苏维埃共和国成了国际政局中头等重要的因素。”列宁此时表达了一个信心，即如果苏波战争还要打下去，而胜利一定是属于俄国的。

但是，这份报告显然不是报告的原文或者全文。实际上，在报告的速记稿中列宁这样讲：对波战争有错误，并且导致了失败。但列宁认为，这个错误就是根据不正确的情报，产生了不正确的判断，做出了不正确的决定。而这种不正确的情报并不来自于中央和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而是来自于战线的报告以及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的不协调，并且温和地说了斯大林对西南战线的偏爱。列宁显然并不认为苏波战争的失败是一个政治错误，即这场战争本来就不应该打。对波战争将导致欧洲革命的兴起，仍是列宁的基本立场。列宁提出了解决错误的“缓冲办法”：“中央感到极为不安的是，我们犯了错误，遭到了失败，但是我们不准备任命委员会去纠正这种错误。我们应当解决当前的政策问题。”

按照列宁的设想，当前的政策，就是在准备打冬季战局的同时，极力达成与波兰的媾和。在第九次代表会议开会前夕已经起草出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的媾和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之点，就是避开俄波双方在“民族自决原则”上的严重分歧，即避开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加利西亚东部的独立和归属问题，先行媾和。苏维埃俄国做出了两点重大让步，一是，放弃苏维埃方面提出的要波兰裁减军队、将军事工业恢复到平时状态、交出武器和将一条铁路归属俄罗斯联邦的要求，二是，将俄波边界线定为比协约国所提出的边界线更偏东，即将加利西亚东部划在波兰境内。俄国提出，“准备以这条线为基础立即签订休战协定和媾和的初步协议”。这确实是苏维埃俄国的当务之急，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前政策”。因此，对于追究苏波战争的责任、广泛的批评自由等问题，列宁说：“我们顾不到这些了，而应当竭尽全力结束战争。”

在签订了对波和约后，列宁对和约给与了很高的评价。10月15日，列宁以这样的概述总结了对波和约：“我们提出了对我们比较不利的和约，而结果却签订了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和约。”为什么这么说？列宁的理由是：一、“我们根据和约将割让给波兰的那些地方，波兰只有靠暴力才能控制”；二、和约的条件整体上对俄国有利，俄波边界线不像初始提出的“偏东50俄里，现在则是偏西50俄里”；三、对波战争是一次“实例”，它不是一场简单的战争，而是向凡尔赛和约的进军。“我们已经在这次经历中得到了锻炼，我们根据实际经验知道，所有这些尝试都将遭到失败。而在敌人的每次尝试之后，我们会比以前更加强大。”

军事上惨败，政治上获胜，这是列宁对俄波战争的总的结论。尽管对政治上的胜利，列宁作了大量的、充满信心的陈述，但是他对红军在华沙城下的惨败还是耿耿于怀的，对攻占华沙的期望成为泡影还是深为遗憾的。在对波和约签订的前后几天，列宁数次对此事表达过自己的情绪和愿望。

列宁的这一遗憾是政治的遗憾，是世界革命未能在预计的时期和范围内取得进展和胜利的遗憾。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说，这不只是列宁个人的遗憾，而是他那一代人的遗憾，是那个革命时代的遗憾，是一个典型的十月革命的遗憾。

列宁不想追究苏波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不希望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严重分歧，尤其不希望党的最高领导层因此而分裂。

而斯大林却坚持要彻底弄清苏波战争失败的原因，尤其是指挥层的原因并追究个人的责任。斯大林还认为，这种追究工作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不能完成的，因此他明确表示这样的委员会应由他推荐的人员来领导。1920年8月30日，即在第九次代表会议开会之前，斯大林就写信给中央政治局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对策：“中央政治局?我建议中央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通过国防委员会）来调查我们西线7月进攻和8月退却的情况。给该委员会两周的时间，委员会主席（如果中央没有最合适人选的话），我建议由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担任。”

谢列布里亚科夫所以被斯大林所选中，那是因为这时他是斯大林领导的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是一年多来斯大林对抗托洛茨基及其建军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和执行者。可见，斯大林坚持要组织这样一个委员会的用心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用自己的人来进行调查，将苏波战争失败的一切责任推给西线的军事领导人，并进而打击托洛茨基，取而代之。他的讲话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击，列宁也十分委婉地批评了斯大林所得出的结论。斯大林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讲话极为不满，于1920年9月23日给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主席团写了《斯大林同志的声明》，斯大林的这封信很清楚地表明几点，一是，他对列宁提出了严重的指责：爱惜指挥部而不是爱惜事业；二是，在苏波战争中，他是唯一一个反对“向华沙进军”的中央委员；三是，他要求追究苏波战争失败的责任完全是为了“事业”。

斯大林和列宁及托洛茨基对苏波战争分歧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斯大林和列宁及托洛茨基在对波战争上的分歧的实质就在于一点：谁来领导对波作战。

苏维埃俄国内战时期的战线有多条。对西方的战线是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非常关注的。但自从斯大林去察里津一线征购粮食和在那里组建军队后，他就将他所控制的西南战线视为主要的战线，并且不断地向中央和列宁抱怨对西南战线的估计和支援不足，并因此屡屡反对托洛茨基将兵力向西线倾斜的命令。在中央组建了西线集团军，并且在后来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西线军队指挥员后，斯大林对西线的看法就愈来愈有抵触情绪，对不是他统领下的苏军在苏波战争中的胜利不仅一直评价不高，而且有掩盖着深刻含义的微词。

事实上，斯大林希望的也是快速拿下波兰，并且对这种快速充满了信心，只不过是要自己的亲信部队去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不仅没有反对过对波作战的总的战略意图，而且是希望这一意图能迅速实现的。他所反对的是他所侧目的旧军官、指挥西线部队的图哈切夫斯基；他反对“向华沙进军”的叫喊并不是要停止向华沙的进军，而是想通过这种貌似义正严词的驳斥来加速自己的部队——第一骑兵军暗地里向西推进。

还有一件事加速和深化了斯大林与列宁及托洛茨基在对波作战问题上的分歧。这就是政治局为了攻占华沙决定重新划分战线，其核心之点就是让斯大林专管弗兰格尔战线，不再插手西线的事务。导致斯大林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波战争的部署有意见，而不是对对波战争的战略有分歧。这时，斯大林的个人利益考虑常常凌驾于他与中央的正常关系之上，致使对波战争的全局产生不利影响，而最终的结果是，当苏军在华沙城下败北时，斯大林就有了对不该兵发华沙的最彻底的指责，也就有了把自己描述成为是嘲笑过“向波兰进军”的“唯一的中央委员”。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并没有提到斯大林是当年反对“向华沙进军”的“唯一中央委员”，只是把对波战争的胜利不是归功于西线，而是归功于斯大林指挥的南线；不是把对波战争的最后失败归咎于南线，而是归咎于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

在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央的指责后，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发言，认为攻占华沙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根据不正确的侦察情报做出了不正确的决策。斯大林所指的“主管负责人员”显然是下达了进攻华沙命令的总司令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显然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他在关于军事问题报告的最后部分驳斥了斯大林，说如果侦察有问题的话，也是斯大林的情报误导了中央。

托洛茨基在会上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斯大林的指责，并进而将兵败华沙的责任推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相互指责的是同样几件事，只不过双方的解释不同罢了。

其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西线的看法上严重分歧。托洛茨基一直十分重视西线，认为西线涉及到俄国革命的未来。斯大林通过人士安排和各种争斗，将原有的西南战线的指挥权归到自己和自己人的名下，并不断向中央要求对西南方战线的更大的关注和物质支援。斯大林对西线的看法一直有保留，加上西线的指挥权和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集中在托洛茨基的手里，这一保留的看法愈益掺杂着与托洛茨基个人斗气的成分。

其二，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斯大林麾下的第一骑兵军的看法严重分歧。托洛茨基认为第一骑兵军是不懂得战争和战略的“游击军”。

其三，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对波作战胜利和“向华沙进军”部署上看法的严重分歧。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胜利是“沾沾自喜”和“自吹自擂”，向华沙的进军是“没有后备”的。托洛茨基自己并不认为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

托洛茨基是较早注意到与波作战的问题的人。早在1920年1月28日，他就在致彼得格勒季诺维也夫的电报中提出过警告：“最近的情报都表明波兰人极有可能发起全线进攻。您必须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对于对波作战问题，着重考虑两点，一是要做好充分的组织动员工作，二是要做好指挥人员的培训、粮食、物资和武器弹药的供应。

托洛茨基并不认为红军对波作战取得初步胜利是终极的，战斗将是长久的，因此多次提醒要扩大军需，向西线输送优秀人才。事实上，托洛茨基对西方面军的管理还是很担心的。在红军兵败华沙的前几天，托洛茨基和在给列宁的绝密电报中写过：“最糟糕的是战线拉得太长，缺少道路和联络手段。”供应糟糕并不是西线一线所遇到的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战线，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不考虑后备和后续力量将对波战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托洛茨基是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不管是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还是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无论从政治上说，还是从军事上说，他们之间的不和争斗深刻地影响了苏波战争的进程并成为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一个无法推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