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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4章 风流儒雅亦吾师（第1页）

经过一番整理，杨大人算是有些了眉目，正准备挑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早晨给太子上一课，却不想太子比他更着急，竟不等他安排，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派身边的公公王振来请人了。

自从暖阁的一次君前谈话，宣宗就命人取消了内学堂的大学士授课的规矩，改为王振，寻常翰林士子授课，所诵读诗书也多以《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历史典故为主，往日所学的《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减少了一大半，这事儿皇帝虽没说，但外亭的文官却不动神色的将这份功勋算在了他的头上，但凡有公共场合总免不了将这件事拿出来说道说道，一次两次到也罢了，偏偏说个没完没了让杨大人暗暗有些后悔当日的举动，但他心知肚明，当日若没有说服皇帝取消大学士授课的规矩，迎接自己的将会是另一番说法了，文人脸上的这张嘴巴，从来都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比起太监来更让人头疼。

出了这件事后，杨大人碍于往日的情份，颇有些不好意思的见王振，但凡有王公公在的地方，杨大人则是能躲尽量躲着走，本以为这辈子算是老死不相往来，却不想自己莫名其妙的做了太子的老师，想避都避不开了，王振进了门，倒也不客套，一屁股就坐在了一张绣墩上，面带笑容的道：“杨大人咱家奉命来寻你去授课，你看这天色不早了，要不咱这就去吧？”

杨峥还担心王振兴师问罪，本还有些紧张，却不想人家跟没事人一样，暗自骂了声自己没出息，拱了拱手道：“劳烦公公，杨某过意不去啊？”

王振道：“杨大人这说哪里话，要说过意不去，也该是咱家才是，杨大人仗义执言，让皇上老人家取消了大学士授课，给了外廷那帮文人说三道四的机会，这份恩情咱家都不知该如何回报，杨大人再说这话儿，让咱家好不惭愧？”

杨峥楞了一下，有些没回过神来，心想：“这剧情不该是这么走才对啊？”其实这事儿很好理解，那些大学士大多数来自翰林院，平日里就看不惯太监，碍于皇帝的旨意才不得不来授课，心头自有一股怨气了，所以在授课的时候也是有意无意的撒了撒气，当初内学堂请这些大学士来授课的时候，早就有规定对授业老师得客气，老师对学生则不用如此，这规矩起先只是体现在体罚上，如学生一旦背书不过关，或者书写实在不堪入目，或者污损书籍，还有其他犯规犯过者，翰林出身的老师有权叫这些不听话的学生交给本监提督去进行体罚，这种体罚起先也只是意思意思，毕竟这些太监大多数先前是没读过书的，更别用说写字儿了，老师的体罚则酌情，可随着这几年太监的实力日益强大，一些太监利用皇上给的权势对不少大学士政务上给予了干预，再者就是这些太监帮着皇上经营皇店，为了讨得皇上欢喜，在手段上就没顾全那么多，或多或少引起了不少大学士的不满，不少大胆的太监干脆在皇店周围皆设巡逻﹐凡“负贩小物﹐无不索钱﹐官员行李﹐亦开囊检视”﹐商贾舟车﹐亦皆有税﹐引起了不少官员的弹劾，双方矛盾随着权势日益扩大，多年不曾用上的重体罚也被大学士借此机会给用上了，比如铁尺打手；在孔夫子的画像前罚跪；站在圣人画像前，直立，上身向下贴着两腿，用两手扳着两个脚板，双腿不能弯曲，一次两到也罢了，次数多了难免引了不少太监的怨恨，加上这些大学士仗着学问高深，平日里授课极快，许多毫无读书底子的太监根本弄不明白四书是怎么回事，就被大学士，拉着去五经了，至于史书更是可怕，《资治通鉴》到也罢了，毕竟是咱汉人的历史，名字也好，治国良方也好，或多或少都从戏台上知道一些，可授课《元史》鞑子的名字又臭又长，往往弄明白了这个，忘了另一个，一堂课学下来，什么也没记住，本来太监对大学士这等授课方法就心有怨恨，再听那些大学士在皇上面前说他们的坏话，哪还有什么好脸色，用太监的话儿说，他们已就不待见那些所谓的大学士，若非怕皇上不高兴，这内书堂的课程未必肯去上，杨峥的一番建议无疑是说出了他们心头多年的想法，摆脱了大学士的束缚让他们别提有多高兴，至于学问，那些大学士本就没诚心授课的意思，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这不是还有王公公么，王公公的学问连皇上都说好，那还能比大学士差了么，再说了没了大学士不还是有一批刚进来的翰林学士么，他们学问未必比得上大学士，可面皮薄，手段弱，还不懂得官场的规矩，在内学堂还不是他们说怎么来，就怎么来，学东西嘛，首先得学得高兴才对嘛。

王振的一番解说，杨峥才恍然大悟，心想道：“没想到自己误打误撞坏事变好事，怪不得这几日碰上的太监莫不是对自己一番笑脸相迎，原来是大有道理的？”这么一想，原先的那点忐忑也去了干净，再面对王振的时候，身板也挺直了不少。没了这层担心，两人的话头也就多了几分随意，通过交谈，杨峥算是知道了这半年来王振是越发取得了太子的信任，就来皇上也对其赞誉有加，究其原因在于王振与寻常太监不同的手段，寻常的太监入了宫，陪伴在太子身旁也只是把对方当主子看，把自己当做伺候主子的奴才，王振却不同，这位诵读诗书的王先生却是没有半分的奴才觉悟，他知道自己与太子朱祁镇的特殊关系，但他也知道，仅凭这种关系并不是长久之计，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东西才能取得太子的信任，所以在侍奉太子读书的这几年里，他一方面尽量让这位太子拥有孩童的快乐，另一方面在授课时，又教给他为人之主所应当具备的能力。比如平日里见皇上时，如展现自己的英明果敢，如何体现自己的聪慧，非但如此，每次皇帝考察太子诗书时候，他总会事先利用自己的耳目，弄清楚皇帝要考察的范围，然后自己加以消化，取其中最精华所在，对太子加以见解，知道太子理解透彻，方才作罢，但凡历史政见，他能说出一番不同的见解来，久而久之，太子对身旁的这位王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而皇帝也觉得这几年太子的年纪虽不大，但少年老成，遇事不惊，很有当年自己的风范，对于王振也越发信任王振，所以才半年的功夫，王振已成功取代了刘宁，进入了司礼监，假以时日司礼监首席太监地位非他莫属了。

虽说外面的文人对王振这番作为颇有怨言，但杨峥却不怎么看，处在王振这个地位上，只要不是圣人，换做是谁都会这么做，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有如此好的人脉资源不去利用那才有问题，那些文人到并非那么讨厌王振，事实上对于这个读过书，还考中秀才的太监，他们从骨子里有几分亲近之感，之所以会是这一番景象，说到底还是在于眼热，十年寒窗苦还不如人家挥刀断水来得自在，眼看着人家王振在皇宫里混得如鱼得水不说，还与太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哪能看不明白，想到自己遥遥无期的前途，不妒忌那才是怪事。

一番闲谈后，见天色也不早了，杨峥与王振各自出了杨府，赶往东宫给太子授课了。

杨峥虽说做足了准备，但两世为人还是头一次给太子做老师，要说这活儿是个好活儿，但也看时代，在以读书人治国的宋朝，给未来皇帝当老师那是荣耀活，这活儿非但不错，还很轻松，许多老师根本不怎么怕皇帝，反而在课堂上说些玩笑话惹得皇帝哈哈大笑，所以宋代的课堂气氛很好。如宋仁宗的老师杨安国，这人本本是山东的一位经学家，后累官至天章阁侍讲，相当于皇家学院的教授。他经常给皇帝讲课，他讲经时，常用一了些俚语、俗语，听了令人发笑。

有一天，杨安国为宋仁宗讲《论语》。当讲到“一箪食一瓢饮”时，大家都竖起耳朵，想听听杨安国如何解释这句经典名句。只听杨安国操着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说道：颜回甚穷，但有一萝粟米饭，一葫芦浆水，话音刚落，上至皇帝，下至在一旁伺候的小宦官，都乐不可支，课堂气氛一时欢乐无比。仁宗非但没生气，反而觉得这才是老师该有的风范，有了皇帝的支持，这位老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一次他就向仁宗说：“讲到孔子的一句名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意思是说，只要自愿拿十条干肉，来见我，我从来都愿意教诲他。解释完大意后，这位老师也不知怎么想的，忽觉得老师给弟子授课，总不能每次都不收银子吧，自己诵读十年书还费了不少银子，你是皇帝富有四海，总不至于这点好处也不给吧，于是忍不住向仁宗皇帝发了句小牢骚：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须要钱。意思是说：皇帝啊，以前孔子上课也是要课时费的呀。此话一出，有的大臣暗暗发笑，有的侍讲惊出一身冷汗，杨安国怎么敢向皇上要课时费呢。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仁宗皇帝在听课之前，宣布发给每个侍讲十四匹缣娟，就是专门用来写字绘画的细绢。面对皇帝交来的课时费，杨安国心安理得的接受了，其他侍讲却不好意思起来，商量着把这些缣绢再捐献出来。仁宗皇帝听说后，幽默的说道：你们把缣绢再捐献回来，杨安国的面子往哪儿搁呢？此话一出，众人都放下心来，各自都抱着各自缣绢高高兴兴回家了。仁宗风气一开，此后的赵家子孙多延续了这种尊师重道的风格，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对于老师的尊重热情只增不减，他们一心向学，尤其重视皇子们的教育，给宋朝的后世皇帝做了榜样。宋真宗继位后，继续保持爱读书的好习惯，为此还专门制定了皇帝读书的制度“经筵制“，为皇帝设立了侍讲和陪读，对于皇帝治国理政和道德修养都是十分有利的，后来的宋神宗更是将这种宽松的气氛延续了巅峰，史书记载，神宗皇帝天性好学，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若有人提醒他吃饭，他就说：听读方乐，那里知饥？读书的境界真正是达到宋真宗提倡的”书中自有千钟粟”。如此勤奋，神宗皇帝自然博学多闻，提的问题常常都把老师难倒了。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就曾给神宗皇帝讲过课，每次讲完课，没有一次不紧张出汗的。面对自己的老师，宋朝的皇帝都表现得十分敬重，比如神宗皇帝，上课之前都是先正好衣冠，然后再拱手拜师，态度极为谦恭。上课时也不搞特殊化，即使是酷热难当的大暑天，也从不叫人给他扇扇子，在这种气氛下，做老师自然是个不错的出路，可事情到了大明彻底来了个大改变，鉴于宋代皇帝过于重文轻武，开国皇帝朱元璋干脆来了大厮杀，彻底杀掉了文人骨子里的那点骄傲，再好的学问，再好的道德想要做官，想要做老师也不是不行，先得科举，每次会试中进士者，必会选拔20名左右的青年才俊，到翰林院继续深造。凡选中者称为庶吉士，深造期限一般两年，优秀者便留在翰林院充任讲官、词臣和史官。这个讲官，就是给皇帝授课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讲官都拥有帝师的身份，做皇帝老师那就得有老师的资本，其一你经书必须读得熟，经书解释得好。宋濂当时给朱元璋以及太子朱标讲《大学衍义》，到后来的方孝孺给建文帝讲《大学衍义》，虽然同一本书，两人的观点并不尽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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