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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2页）

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后来的走向，完全偏离了两个女人的良苦用心。王加林并没有尽到看守门户之责，更没有继承到王家的祖业。

当素珍在白沙铺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失散多年的大弟弟白大货突然出现在“鬼屋”门口。

姐弟俩确定对方的身份之后，不约而同地哽咽落泪。

白大货已经是个十九岁的小伙子。他是因为与养父母之间产生矛盾，赌气找到白沙铺的。他誓言再也不回养父母家了，就在白沙铺和姐姐一起生活。

白素珍多么高兴啊！十几年姐弟分离，现在终于能够团聚在一起，她能不满心欢喜吗？她真希望另外三个失散的弟弟妹妹也能回到白沙铺，兄弟姐妹五人重新撑起这个破落的家。

素珍腾出靠北的一个房间给大货，她和加华住在靠南的房间。在堂屋的后面，隔开一间厨房，三个人在一口锅里搅稀稠。素珍还帮助大货在生产队里上了户口，姐弟俩一起出工挣工分。

年终结算，他们居然成了余粮户。

日子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曙光很快又被乌云遮盖了。白素珍找生产队会计领余粮款时，会计却说大货已经领走了。再去问大货，大货说他打牌输光了。

姐弟俩有了第一次争吵。

尔后，两人就时不时地发生口角和小摩擦。比方，因为大货晚上回家太晚呀，因为大货学会了抽烟呀，因为大货把加花惹哭了呀……看似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已经埋下了姐弟反目的种子。

因为大货上过初中，被大队聘为白沙铺小学的民办教师。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之后，他不再崇拜和尊敬文化程度比他低的姐姐，更忍受不了素珍的絮叨和对他指手划脚。

当上民办教师不久，大货交上了女朋友。过了两个月，女朋友又意外怀孕。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结婚的事情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可是，哪儿来的房子结婚？就那么三间破屋，四个人挤着，结婚象什么样子？将来生了孩子又怎么办？

女朋友不高兴了。准丈母娘嘴巴子翘得老高。

大货也觉得憋屈：我是家里的长子，理应继承祖业。姐姐是出了嫁的姑娘，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凭什么回来挤占属于我的房子？

大货心里不痛快，又不好明说，便用行动暗示。有事没事，他就提着毛笔在家里的练习写字。箩筐上写着“白大货”，饭桌和椅子的背面写着“白大货”，扁担上写着“白大货”，水桶外面写着“白大货”。家里凡是能够写字的地方，他都写上自己的大名，以此宣誓“主权”。

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她还是把大货的行为看成是年幼无知，念在姐弟情分上，不与他计较。

有一天，当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脚盆，准备给女儿加花洗澡时，发现脚盆底上也写有毛笔字，不是白大货的名字，而是八个字：只准男用，不得女使！

血直冲头顶。是可忍，孰不可忍？白素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一脚蹬开大货的房门，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

“搞烦了，老子点一把火，把屋烧了！”大货跳起来回敬道。

素珍气得浑身发抖，七窍生烟，把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脚盆打了几个滚儿，很快就散了架。

姐弟俩自此变得如同仇人一般。同屋进出，却不理不睬。

正赶上“三线”建设工程上马，白素珍找到白沙铺公社领导，非要去陕西支援“三线”建设不可。

公社领导说，“三线”的活特别累，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叫苦不迭，女人根本吃不消；陕西的生活条件极差，总是吃不饱肚子，粮食贵如金子，有时一个馒头可以换一个老婆。

素珍声泪俱下。说，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脏，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也决不会比别人干得差。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诉说着无立足之地的现状。

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同情地摇着头，叹着气。

从孝感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三线”工程负责人，破例答应了素珍的要求。

素珍又提出，自己必须带着女儿加花。

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们却坚决不同意，而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开什么玩笑！在陕西的原始森林里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花怎么办？

大货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思来想去，她觉得还是让加花回王李村比较妥当。那里有加林，有加花她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花还是姓王的骨肉。她在王李村生活，不会受歧视，不会被别人的欺负。

就这样，素珍带着加花回到王李村，还主动提出把加花的户口迁移到了王李村。然后，她一个人投身到了“三线”建设的热潮中。

考虑到白素珍是个女同志，又上过高小，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领导安排她在民兵师宣传科当广播员，兼做打字工作。

不用去挖山、开石、伐木、筑洞，素珍自然感到庆幸，可要做好播音和打字工作，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

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素珍都要认真地温习。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地读，反复地念，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每个铅字的位置，她常常通宵达旦地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