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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对中原各国的刺激,是相当大的。这些国家大都是夏商周之后,自称夏、诸夏,也称华、华夏。华,就是光,也是美;夏,就是大,也是雅。华夏,就意味着文明;夷狄,则意味着野蛮。文明人,是羞与野蛮人为伍的,更不要说甘拜下风。攘夷,应是华夏诸国的共同愿望。
何况进入东周后,夷狄屡屡进犯,诸夏不堪其扰,只不过入侵者不是戎,是狄。据统计,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间,受狄人之侵略者,齐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受害最甚的是卫,被迫两次迁都。次为邢,迁都一次。周也惨,成周沦陷,天子出逃。后来卫和邢,都靠齐桓公出手相救,才幸免于亡国。周襄王则靠晋文公出手相救,才得以复国。[12]
霸主的意义,这样一说就很清楚。
事实上齐桓和晋文这两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子贡,都曾问过同一个问题:齐桓公逼鲁国杀了公子纠,纠的一位师傅召忽殉主自杀,同为师傅的管仲不但不死,还转变立场去辅佐桓公,这个人不仁吧?孔子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仁!当然仁!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襟往左边开,变成野蛮人了![13]
孔夫子说得并不错。没有齐桓和晋文,我们民族的历史确实可能会重写,尽管重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但在孔子看来,维护华夏文明比忠于某个君主重要,则可以肯定。
总之,攘夷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因此,霸主的横空出世,是顺应潮流的。就连秦穆公,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候选人之一,恐怕就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对犬戎的征服。
攘夷就要尊王。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帜高高举起,诸夏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华夏各国虽然心怀鬼胎互不相让,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尊王。齐桓公称霸的葵丘之会,晋文公称霸的践土之盟,先后两位霸主对天子也都极尽恭敬之礼。结果,霸权时代的周王原本实力尽丧,表面上反倒威风八面,人五人六,出尽风头。
这真是太具戏剧性了。
但更戏剧性的,则还是一个蛮夷之邦在南方悄然崛起,并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里来。
这个蛮夷之邦,就是楚。
蛮夷之邦:楚
楚人是蛮夷吗?
好像是。
蛮夷,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或中原之国。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说过,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半球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个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人类居住的地,在四个海的当中,叫“四海之内”,简称“海内”。海内或天下的正当中,叫“中国”,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国。住在中国的,是诸夏或诸华,即华夏。东西南北的“非华夏民族”,细分则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统称则叫夷,或蛮夷,或夷狄。所谓“攘夷”,便包括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华夏与蛮夷或夷狄,差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东夷和南蛮“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剥;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粮食,只吃肉类。至于服饰,东夷“被发文身”(被读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头散发,身上刺青;南蛮“雕题交趾”,即额头刺青,光着脚丫;西戎“被发衣皮”,即披头散发,不穿丝绸或麻布,披兽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丝绸或麻布,还住在洞穴里。其实还有吴和越,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即剪断头发,身上刺青,不穿衣服。[14]
显然,华夏与非华夏民族的差异,是文化的。但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却等于开化和不开化,文明和野蛮。
这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用火、农耕、养蚕业和纺织业,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用火则熟食,农耕则粒食,养蚕则衣帛,纺织则衣布。因此,茹毛饮血,不吃粮食,不穿衣服,身披兽皮,不会盖房子,都是落后的表现。至于文身和刺青,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所谓“被发文身,以像麟虫”,正说明这些民族还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15]
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而这种进步是要有标志的。对于华夏民族来说,这个标志就是束发。因为对头发的约束,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而且是道德的约束。因此,断发和披发,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体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为要显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丝不挂,暴露无遗,则体面何在,体统何存?
蛮夷,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
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在华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让中原诸夏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周边民族,包括蔑视楚。
楚人的来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所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是靠不住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比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绎带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被封在“楚蛮”,号称“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蛮夷之君”的意思。事实上《春秋》一书中,蛮夷或夷狄的酋长或国君,可是一律都称为“子”的。
由此可见,楚人虽然在西周初年就与中国发生关系,却并不被看作诸夏。楚人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楚的国君熊渠和熊通,就公开说“我蛮夷也”。他们这样说,目的是要称王。因为华夏各国的国君,只能称公称侯。能称王的,只有周天子。于是熊渠便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也很清楚:我们楚人既然是蛮夷,凭什么要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来?熊通则更不客气,干脆自称武王,公然与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里。[16]
这样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点打击对象。他们来争霸,岂非天大的笑话?
可惜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所谓“春秋五霸”,历来就有各种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可见楚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并无争议。实际上春秋刚刚开始,中原诸夏就已经感到了楚国的威胁。为此,郑国和蔡国在邓(疑在今河南漯河市境内)举行了盟会。这时的郑君是庄公。以郑庄公之强,尚且惧楚如此,其他诸夏可想而知。[17]
郑庄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时的楚君,正是自称武王的熊通。这时的楚国,则正蒸蒸日上。他们早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视周边小国和蛮族部落为盘中餐、囊中物,对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觊觎已久。武王在世时,汉水沿岸姬姓诸国便被楚人吞并已尽。他的儿子文王继位后定都郢城(今湖北荆州市),又先后灭掉申国(姜姓,在今河南南阳市)、邓国(曼姓,在今湖北襄阳市)、息国(姬姓,在今河南息县),征服蔡国(姬姓,此时在今河南上蔡县),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郑国的家门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过郑国,因为郑国是中原的枢纽和门户。于是,从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郑,非逼得他们跟自己亲善不可。最后一次,郑文公几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国投降。想当年,郑庄公与蔡国结盟,就是为了对付楚国。现在蔡国成了楚人的马前卒,他们还能依靠谁?
齐桓公。
不战而霸
郑国遭楚攻击两三个月后,齐桓公出手了。
楚成王伐郑,是在鲁僖公三年(前657)冬。第二年正月,齐桓公便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八国联军,浩浩荡荡杀了过来。他们的做法,仍然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国开刀。可怜那蔡,原本就是小国,当然不堪一击。打败了蔡国的联军乘胜前进,准备攻打楚国。
楚成王闻讯,便派了一个大使去交涉。
成王的照会很有名,是这么说的——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这话说得很客气,很委婉,很文雅,也很强硬。所谓“风”,就是雌雄相诱。动物发情时,雌性会散发特殊的气味,像风一样,雄性闻到就跑过去了。所以楚国的照会,翻译过来就是:君上您住在老北边,寡人我住在老南边。贵我两国相距千里,哪怕是牛和马谈恋爱,也跑不了那么远啊!没有想到君上您却大驾光临,来到敝国,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这是在谴责齐国师出无名。齐国这边,管仲却代桓公回答说,我们出兵,是得到了授权的。你们该进贡的茅草没有到位,影响了王室的祭祀,所以寡人要来征讨。昭王南巡到了汉水就没有回去,所以寡人要来问问。
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得到授权?请问谁授的?管仲说是召公奭(召读如绍,奭读如是)。授权给谁?管仲说是太公望,也就是姜太公。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周初。此刻是什么时候?春秋。这个授权,是不是也太久了一点?更何况,有当今天子的授权吗?没有。
攻打楚国的两条理由,也站不住脚。没错,当时诸侯各国,名义上都对周天子有义务。楚国的义务,是进贡一种茅草,以便祭祀的时候用来滤酒。这种茅草很久没有进贡,大约是可能的。但在春秋时期,许多诸侯都不怎么把天子当回事,这种事情也多了去,凭什么专拿楚国开刀?至于周昭王,是西周第四任天子。他南巡来到汉水时,汉水的人很讨厌他,就在过河的时候给了他一只漏船。这事早已过去三百多年,齐国现在来算什么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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