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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画以上（第3页）

傍晚，复查从猫形塘里回来，说那里也没有兆矮子，根本没有人看见过他的影子。我们这才觉得问题有点严重。村里人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有一个消息最为大家重视：下村一个人刚从平江县回来，带回了志煌前锅婆娘的一个口信，那个梦婆嘱咐兆青这一段要穿好鞋子。

这是一种常用的警告方法，是马桥人对“飘魂”者的暗示。

在马桥语言中，飘魂是指人死到临头时的一种预兆。我多方打听之后，知道所谓飘魂大体上分两种情况：

一、有时候，看见前面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过一阵又出现了，据此便可知道，这个人魂魄出窍，快要散发了。后面的行人如果好心，当去警告飘魂者，只是不可直说，不可说破，只能绕着弯子问一问：你刚才跑得好快呵！你失了一双鞋子没有？……诸如此类。对方一听这话，大多心中有数，忙去烧香，上供，请道师驱邪，以尽力免除灾祸。

二、有时候，某人睡去片刻或昏去片刻，梦见自己被阎王差遣，去取别人的魂魄——可能就是自己的熟人。醒来之后，也须遵照不可说破的原则，对那人给予巧妙的警告。如果不得不说破，谈话双方就必须离开地面，比如爬到树上低声耳语，以免土地公公窃听，告到阎王那里，惹得阎王动怒。对方听到警告，只会感激，决不会生气。但也不可有任何礼物答谢，因为不能有任何被阎王察觉的蛛丝马迹。

现在，水水那个梦婆既然说到了鞋，情况当然十分紧急。只是水水的娘家离马桥太远，捎口信的人赶回马桥时已经晚了一步，口信还没有捎到，兆青就失踪了。村里还在派人四处寻找，想到前一段关于白衣人的事，又打发几个人到岭上去。最后，兆青婆娘那破嗓门沙哑的哭声，顺着风从岭上碎碎地飘下来。

兆青的魂魄果然已经飘出。他死得很惨，仆倒在溪水边，整个一个脑袋砍下来，泡在丈多远开外的水流里，叮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蟥。这件凶杀案惊动了公社，惊动了县里的公安局，来了一些干部查了又查。干部们火焰高，不相信什么飘魂不飘魂，不相信什么命不命。他们最初的估计，是山上来了国民党空降的行凶特务，或者是被平江那边来的偷牛贼下了毒手。为了安定民心，揭破一些奇奇怪怪的谣言，上面花了很大的气力破案，到处神神秘秘地搞调查，录指纹，还把可疑的地主、富农分子斗了一轮，闹得鸡飞狗跳，最后还是没说出个所以然。公社还安排民兵晚上轮流站岗，严防再次出现类似的惨案。

站岗是一件很苦的差事。晚上太冷，瞌睡又重，我腋下夹一支梭镖，两脚冰凉，不时蹦跳一阵让脚尖恢复感觉。我听到通向天子岭的路上有嚓嚓脚步声，汗毛倒竖地再听一阵，又没有了。我躲到避风的墙角，仍然一阵阵不由自主地哆嗦。犹豫一阵，再退几步，回到了房里，隔着窗子监视外面的夜色，权且作为一种变通，还算是在执行任务吧。最后，腿还是冷得不行了，我把被窝瞥了好几次，终于忍不住地钻进去，半躺在床上，打算不时朝外瞟一眼，不忘记继续保持革命的警惕。

我担心窗外突然出现一个白衣人的飘忽。

我一个迷糊醒了过来，发现天已大亮，慌慌忙忙跑出去，没有看见一个人。牛栏房那边有例行的吆喝声，是有人准备放牛了。一切平平静静。

也没看见有人来查哨的迹象，这才放下心来。

直到我后来调到县里工作，有一次碰到盐午进城来买油漆，谈起兆矮子奇怪的死，才得到另一种猜测。盐午说，他当时向公安局反映过，兆青肯定不是他杀，而是自杀。准确地说，是误杀性的自杀。他的看法是，他为什么死在溪边呢？为什么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肯定他发现了溪里有鱼或者别的什么，藏在石头缝里，就用草刀的木柄去戳。他肯定是用力过猛了，没注意锋利刀刃正对着自己的后颈，一下戳空，一个拖刀从后面切向后颈，就把自己的脑袋斩了下来。

这种想象很大胆。我用过草刀，又叫龙马刀，是木柄很长可以让人直着腰子杀蒲草的刀，刀刃和刀木柄形成直角。我按照盐午的逻辑去想象，确实感到后颈一凉。

可惜当时盐午的阶级成分不好，公安局不可能把他的话当一回事。

再说，他也拿不出任何证据。

嘴煞（以及翻脚板的）

队上请篾匠补箩筐和箢箕，没有钱买肉办招待，实为一件难事。复查身为公家的会计，负有招待匠人的责任，估计罗伯手里活泛一点，可能有干儿子从南京寄来的钱，想找他先借上两三块度个急。

罗伯说他没钱，还说什么干崽哟，把薪水都交党费了，心里早没他这个逢生干爷了。

复查不大相信，说有借有还，不是要你的。你把钱藏在墙壁缝里发霉做什么？

罗伯急了：“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复查伢子，我比你爹大八岁，我看着你长大的，你讲话怎么不凭天良？”

复查这一天也是四处借钱都没借着，被日头晒得有些烦躁，后来走在路上忍不住骂了一句：“这个翻脚板的！”

日头太烈的时候免不了要说些昏话。

他没想到，“翻脚板的”是马桥人最骂不得的话，恶毒等级最高的嘴煞——差不多相当挖人家的祖坟。他话一出口，身旁两个篾匠就大吃一惊，把复查看了又看。复查大概和我一样，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来历，也不大相信嘴煞不嘴煞，有点掉以轻心，一时没锁住口。

第二天，罗伯就被疯狗子咬了，走上了归途。

罗伯之死，成了复查一块心病。马桥也有些人私下嘀咕，认为复查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照本地人的办法，犯煞以后也可以退煞的，只要复查在门边及时插一炷香，割一只鸡头，用鸡血洗门槛，就可能保住罗伯一条命。但复查那天忙，忘记了这道手续。他后来向很多人解释，他是一时失言，决无咒死罗伯的意思。他也不知道嘴煞如此厉害。如何疯狗子来得这么巧呢？这些话，他最喜欢向知青说，因为知青从夷边来的，不大在乎马桥的规矩，都要他放宽心，根本不要相信煞不煞的。有的知青甚至很义气地拍胸脯，说你骂我吧，拣最狠的骂，看能骂出什么鬼来！

复查有些感动，疑疑惑惑地回去了。

过不多久，他见到别人，说着旱情或口粮，一不留神又绕到罗伯的事情上来，说他真是无心的，他只是日头晒得昏了头然后一时说走了嘴云云。这就有些烦人了，有些问题了。

“嘴煞”是一种忌语。其实，话就是话，耳边一阵风而已，不会伤任何人身上任何一根毫毛。但复查很快瘦了一大圈，头上明显多出了白发，即便笑一笑，也是一种没有深度的笑，一种没有根植于血液和内心的脸部努力。他以前习惯于衣服整整齐齐，出门前还要照镜子梳梳头，衣领也总是用几颗回形针夹住以保持挺括。但眼下的他衣冠不整，泥巴上了肩，头发像草窝，一走神就扣错扣子，或者丢了笔，丢了钥匙。他以前做个年终决算只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做了三四天还是满头大汗，账表一塌糊涂。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在账本堆里找来找去，找了半天又忘了自己要找什么东西。最后，他在供销社莫名其妙丢失五百块钱的棉花款以后，队委会觉得他确实不能当会计了。

他自己也觉得不能当会计了，把账本交出来，另外找人。他后来放了一段鸭子，遭了鸭瘟。学了一阵木匠，也没有学会。反正什么事都不是太顺，最后草草收了一房亲，是一个总是头发乱蓬蓬的婆娘。

我很惊讶，一句嘴煞几乎可以影响一个人几十年。他不能做出一些弥补吗？不能从头开始吗？

在很多马桥人看来：不能。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像覆水难收，复查的嘴煞将永远在那里，而且可能越长越大越长越硬再也不会平复消失。

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入了我们的生命。语言是人的优势，人可以怜惜动物没有语言，因此没有知识，不能组成社会，不能取得文化积累和科学进步的强大威力。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动物永远也不会因为叫错了一个声音，就长时间像复查一样失魂落魄，直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在这一点上，语言也使人变得比狗还要脆弱。

“煞”是人们约定的某种成规，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凭借语言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们，情感需要找到某种形式给予表达，加以营构和凝固，成为公共心理的依托。马桥人设立语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里的人们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像，人道主义需要优雅的歌曲和热情的演讲。当这些被人们袭用之后，它们本身就成为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任何冒犯在袭用者和习用者那里，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恶待了一块金属（戒指），一块布料（国旗），一块石头（偶像），以及一些声波（歌曲和演讲），而是侵凌了他们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他们确定的某种情感形式。

一个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只追究逻辑和实用，不但应该认为马桥人的嘴煞之说是可笑的，也应该视某些金属、布料、石头以及声波的神圣化是可笑的——这些奇怪的心理建筑，在物用逻辑下没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但事情只能是这样了。一个人已经不是一条狗，不可能把物质仅仅当做物质。即使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也经常对某些物质赋予虚幻的精神灵光，比方说从一大堆金属物品中分离出一块金属（情人的、母亲的或者祖母的戒指），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荒诞了，不那么科学了——但开始真正像一个常人了。

一个戒指不仅仅被看做金属的时候，科学主义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为一切没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盘。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