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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第36章（第2页）

公孙天成也笑：“符小姐给人解围也要收一吊钱，要价也不低呀。就不知老朽在这里让你‘过干瘾’刁难了半天，应该向你收几多银两？”

看穿了自己是在想象两殿辩论的情形，符雅抿嘴笑道：“这钱不该向符雅收，要收就得向程大人收。符雅在这儿一忽而装张大人，一忽而装李大人，把刁难的问题都问了一回，陪大家演练了半天，这也该收点佣金吧？”

程亦风这才领会符雅原来还有这番良苦用心，急忙作揖：“小姐大恩，程某不敢忘怀，小姐但有吩咐，程某万死不辞。”

“嘻！”符雅笑道，“这就已经‘万死不辞’了？程大人真不会做生意。符雅本来还想了许多别的刁钻问题想要帮你演习演习，然后再敲诈你几本书回去解闷，现在看来倒不用了，我挑几本书就告辞吧。”

“啊……”程亦风呆呆的，“小姐爱看什么，尽管拿去……”

符雅也不客气，自去书架边挑选。而公孙天成知道这个女子智慧非凡，她其他的刁钻问题恐怕也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因道：“小姐等一等，把旁的问题问完了也无妨。程大人这里的书很多，莫非只挑几本就够了？”

符雅眯着眼睛：“还是不要了。符雅虽然缺德，但是还不想缺德成像玉旒云那个样子。国家大事我来饭后闲谈还可，若真的出谋划策，女人干政，虽不见得不祥，但总是落下话柄，给程大人找麻烦。再说，程大人孜孜不倦研究新法多年，公孙先生又多奇谋，再加上风雷社的士子们……啊，还有多年来写这些奏章的大臣……合你们诸人之力，两院的老学究岂是对手？更别提符雅了。”她晃了晃手中的两本书：“过几日就来归还，符雅告辞了。”说完，真的走出了门去。

程亦风愣愣的：这个女子，实在太……太特别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想，不错，正如符小姐所说，我致力于新政已久，公孙先生又足智多谋，方才他的一番见解，正是治世良策，有他襄助，我可同各官员据理力争，变法之事必然可成！只不过——他望了公孙天成一眼——老先生这是来跟自己告别的啊！

“先生今后打算去往何处呢？”他掭了掭笔，打算将方才那关于银钱的议论记录下来，“不知先生走之前，能不能再多指点晚生一二？先生看了这些札记，觉得还有什么大漏洞需要及时补上的么？”

公孙天成瞥了一眼字迹密密麻麻的纸张，并没有再仔细阅读一次的意思，反而好像陷入了深思，良久，才道：“大人以为老朽方才的一番议论都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么？”

“先生学识渊博，信手拈来。”程亦风道，“而程某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公孙天成叹了口气，摇摇头，从怀里取出一本书来交给程亦风：“老朽若得此人十分之一，也不必靠奇门盾甲之术混口饭吃了。”

程亦风看了看，见书名是《于文正公集》，翻开来读序，作者并不认识，且这个“文正公于适之”也是没有听说过的人。但说到“公为崇文殿大学士，景隆九年主持变法”，且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可法，人言不足信”的豪言，心中不觉一振，再看后面，却说他因为变法失败，最终自刎于家中。一个人谥为“文正”，而这位作序的又说他“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至少德行无亏。且不知他在变法之中究竟有何过失？

公孙天成道：“老朽同大人说要去拜祭一位故人，指的就是文正公。”

“哦？”程亦风好奇道，“先生认识于大人，不知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当初变法有哪些政令？后来又为何失败了？”

公孙天成指着那本《于文正公集》：“看一个人如何，就看他的文章如何，五陵少年决写不出忧国忧民之文。”

正是，程亦风想，要不然怎么说“文如其人”呢？他随便翻开一页，见上面写着“位在外也，遇而有之，人以名予之，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人以实予之，以心服之”又言“独仁不足以为君子，当尽性也；独智不足以为君子，当穷理也”——这文风并不华丽，但敦实厚重，是大家风范。

公孙天成帮程亦风把文集番到后面，有一篇《人才论》，开篇即道“天下之广，不患材之不众，而患上不欲之众，不患士之不为，患上不欲其为”，接着便谈到楚国八股取士的弊端，以及官僚庞大之害，又提出了改革科举，精兵简政。和程亦风论述的新政几乎一模一样。

程亦风心中不禁既惊讶又敬佩，再翻过去，看到《君德论》《御臣论》《养兵论》《兴学论》《水利论》，然后有《均输论》正与那“官买法”大同小异，《市易司论》又和“官卖法”不谋而合，而《保元贷论》，说的正是用各地赈灾的保元仓之米作为朝廷放贷给百姓之本，和公孙天成所说的“官贷法”如出一辙。程亦风急急又翻了几页，看到《募役论》，一目十行地扫过，就知是“官雇法”的前身了。

啊，他自以为在安德刻苦钻研，开创新法，不想于适之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经提过了，而且论述更加清楚，各项提议也比自己和风雷社士子的更加周到完备。这样的一次变法竟然失败了，那么程亦风正在计划的新政呢？

“于大人的改制……究竟是为何失败？”

公孙天成将于适之的文集拿回来，轻轻地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幽然道：“文正公无过，是真宗先帝太过心急了。”

程亦风愿闻其详。

公孙天成道：“老朽初识文正公，在景隆三年，当时老朽还年轻，荒唐得紧，宁肯流连花街柳巷，也不想入朝为官。而且人又狂妄，自以为才高八斗，看不起做八股文章的士子，便为自己想出了一条好营生——专到考场替人做枪手。”

“啊……”程亦风万想不到公孙天成也有如此“荒唐”的岁月。

公孙天成道：“景隆三年时，文正公正是大人现在的年纪，官拜翰林院掌院学士。那年的会试由他主考。老朽先已答应一个富家子弟替他入场应考，却不知此人在入场前一天与人当街打架闹事，已被抓进衙门里。老朽顶他的名考试，卷子被文正公亲自判为一甲，而待到拆封看名，就露了陷。文正公找到那富家子弟，命他招出事实真相，这便找到了老朽。”公孙天成说时，望了一眼跳动的灯火，仿佛往事一幕幕尽从中闪现：“老朽以为闯了大祸，难免要遭牢狱之灾，正想着要如何溜之大吉。岂料文正公决口不提替考之事，只问老朽为何学了满腹圣人文章却不肯为朝廷效力。老朽自然把平日所见之各种怪状一一数来，说：‘如此朝廷，岂值我公孙某人为之卖命？’文正公听言并不发怒，只道：‘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这句话，我到今日还记得。”

会说“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无甚希奇，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无甚希奇，甚至谈论“天下兴亡匹夫有则”亦不甚希奇，然而要说出“天下为公”，非大仁大勇者不能。

公孙天成道：“文正公劝我来年应考，入朝为官，我当时依然没有答应。他也没有勉强于我，只不过自此之后，常常来与我清谈。就我所抱怨的时弊，他提出一些解决之法，与我商议。久而久之，老朽同文正公结为知己。”

“景隆九年时，”公孙天成道，“据说是真宗先帝梦见他父亲神宗，责备他不会治国，使国库空虚。真宗醒后问满朝文武：‘治世当以何为先？’众官员有答‘仁’的，有答‘孝’的，莫衷一是，但大多是虚言。唯文正公答曰：‘以择术为先。’真宗奇之，问其详，文正公遂对以经世之术。真宗先帝大喜，命文正公条陈奏文可以施行之‘当世及务’，文正公领旨后，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便是景隆改制之纲。”

这篇文显然也收在文集中，公孙天成翻到那一页，并不交给程亦风，自己读着，似有千般感慨：“《条陈》上后，真宗先帝立刻提升文正公为崇文殿大学士，令他领导变法。依文正公的设想，新法需要先在部分州县试行，观其利弊，再决定是否推行全国。如此一步一步行来，估计总要有十年才可初见成效。但真宗先帝性子甚急，第一个月内就不顾文正公和许多大臣的反对，连发了七十多条‘钦定’政令，第二个月又发出六十余条。”

“这么多的政令，一时之间要让地方官员如何施行？”程亦风忍不住问道。

“别说地方官员，”公孙天成道，“就是京畿一带，大家也如坠云雾，不知这些政令哪一条与己有关，哪一条与己无关，哪一条应当先行，哪一条应当后办。有的官员按照圣旨将政令全部施行，结果事务比旧时更加混乱，自然叫苦不迭。有的官员则干脆假装没看到新政令，依旧按照老规矩做事，不过出了纰漏却一律推到新政之上。中央尚且如此，地方上究竟新法是如何施行的，有谁知晓？”

可不是么！程亦风想道，景隆九年时，自己才八岁，住在江东水乡小城，印象里县太爷从不曾说朝廷有新规矩，大家的生活也未有过改变。可见真宗的政令到了江东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就成了一纸空文。

公孙天成接着说下去：“当时田亩未曾丈量，偷逃之税未曾追回。真宗又笃信佛理，不肯向寺院征税，国库空虚，哪里有用于‘均输’‘市易’‘保元’‘募役’等法的银钱？有些官员误会新法只是为了敛财，有些官员则是为了终饱私囊，于是将朝廷的均输衙门和市易司衙门变成了最大的垄断投机商，而保元仓就成了官办高利贷，募役一法因为暂时还无利可图，所以无人问津。这样一来，怎不弄得天怒人怨？”

“岂有此理！”程亦风忍不住拍案道，“监察御史都在做什么？‘均输’‘市易’‘保元’‘募役’等法都是朝廷出面与百姓交易，数目巨大，必须防止官员贪污，獬豸殿应当全程监察，他们怎么能听任奸小借新法之名盘剥百姓？”

“獬豸殿监察，文正公当时是这样设想的。”公孙天成道，“不过，这要求獬豸殿全心支持新法，并制订相应之监察措施……要花费时间，真宗先帝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政令全都发了出去，本来就已经惹得两殿六部万分不满。更何况两殿平章，翰林院和六部辩论，不仅可使政令越辩明，合乎公义，更可使满朝官员都对政令有所了解。真宗先帝一意孤行地发出政令，獬豸殿的御史们根本不知道政令里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又如何监察？”

程亦风沉默不语。他对朝会上的论战向来反感，觉得除了党争还是党争。但听公孙天成这样说，他不由想道：若是和一批真正关心国事民生的大臣们讨论，对新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新法被弄到这个地步，于大人怎么处置？”

公孙天成合上了文集：“文正公要替真宗先帝善后。他想，先在京畿地方整顿秩序，把新法按照设想地施行起来，然后逐渐推行到各地。可是还未着手，各地要求废除新法的奏折就已经递上京来。朝会上也响起了一片反对变法只声。真宗先帝本来只求速速见到利处，不想却越弄越糟，也就有放弃之意。但文正公知道，新法只是需要耗时费力使之按照计划施行，并不可废除，且一旦废除，举国都将对改革失望，所以他坚决反对放弃。恰真宗先帝对于变法未见成效也心有不甘，便让文正公继续主持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