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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真正的英雄（第2页）

说起来奇怪，50多年之后，一些工人在“埋葬瘟疫的地方”掘土时，发现了一些毫无疑问与死者有关的亚麻布，他们立即染上了斑疹伤寒热。3个人死了，但传染病在村子里蔓延开来，使70个人带上了这种病毒。斑疹伤寒症似乎是那场遍布英国各镇、夺去了千万人生命的可怕瘟疫的余威。

33年前，笔者曾经在利德斯目睹了一场斑疹伤寒热的爆发。它首先在镇里最贫穷的地区开始，然后蔓延到富裕的地区。28个感染者挤在一个院子的7间房子里，3间连床铺都没有。其中住着12个斑疹伤寒症患者的房子里，空无一张床铺。其他院子里、房子里情况大同小异。康复中心和伤寒医院里，病人早已爆满。人们搭起了一所临时当作医院的小木屋，辟出一座工厂，专门用来接待伤寒病人。

时任利德斯教区牧师的胡克博士以及海尔阁下（后来担任了哥伦比亚的主教），天天视察这些地区，不遗余力地为病人分忧解难。最卖力的要数天主教的牧师们了。斑疹伤寒症瘟疫刚开始爆发，他们立刻就赶去帮助穷人。在那些人口密集的传染病住所，也许吸一口毒气就能致人死命，可是毫不畏惧的他们，尽职尽责地穿梭其间。人们总能在濒危患者和刚死病人的床架边见到他们的身影。在危险面前，他们的决心无法动摇；面对死神，他们毫无惧色，即使面临染上了瘟疫、一个接一个病倒死去的危险。亨利·瓦姆斯莱阁下，一位天主教副牧师，首先倒下了。接下来的一天，他的助手死去，后者到利德斯才3个星期而已。宛如一场攻城战，他们刚死，其他的人又立刻接上岗位。这些人快乐无比，因为他们被允许占据一个危险的位置。瓦姆斯莱先生的后继者接着牺牲了。加上已死的另外两个人，牧师们一共有5个人献身。为了纪念他们，后人竖起一块简陋的石碑，上面写道：“为履行神圣职责不幸染上伤寒病之五烈士，1847。”

此外，一位当地教堂的助理牧师也为这一事业而捐躯。一位因力倡戒酒而闻名乡里的绅士，也在这一场瘟疫中死去。镇里的两位外科医生染上了瘟疫，其中一位去世。这场瘟疫，一共夺去了400多人的生命。医生总是和疾病打交道，不管疾病是否会传染人。他们时刻勇敢地与死神搏斗，却往往连最少的报酬都得不到。哪儿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奔赴那里，有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他们花费精力，忍受折磨，直到精疲力竭，在病入膏肓之时默默死去。他们是这样——生命在默默中奉献的英雄，荣耀却从来不会青睐他们。无名英雄才是真正的最伟大的英雄。

外科医生在战场上履行职责，与在贫困地区一样。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出去，带回来的却是急待包扎和看护的伤兵。在这方面，法国的莱瑞医生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在莫斯科大撤退期间，有人看到他在敌人的炮火下从容地动手术。当时只有一张营房篷布可用来保护病人，他叫人举在头顶，挡住纷飞的大雪。另一次在埃及燃烧的沙漠中，这位身影活跃的小外科医生表现了同样的热情。在首次与英国交火的时候，希里将军的膝盖被子弹击中了。莱瑞发现除非马上动截肢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于是建议将军截肢，将军同意了。手术就在敌人的炮火下进行，而且时间只有3分钟。可是糟糕！英国骑兵已经逼上来了。这位法国医生和他的可爱的病人怎么样了呢？“时间不多了！”莱瑞说，“我把受伤的将军背在肩上，朝着我们那些溃退的军队飞跑过去。我发现一片壕沟，周围长满了丛生的灌木，我于是横穿过去。可是骑兵在这个沟渠纵横的地方不得不绕道而行。这样一来，我就有运气在这队骑兵之前追上自己的部队。最后，我终于背着这位光荣受伤的将军到达了亚历山大，在那儿，我完成了他的治疗。”

下面是另一个英雄。萨尔多夫博士，一位撒克逊皇家外科医生，在瓦格拉姆战役刚开始时，他的腿炸伤了。躺在地上，他看到离他15步远的地方，侍从副官克思伯格被一颗子弹击中了，正倒在那里鲜血井喷。外科医生明白，要是不马上动手术，这位将军很快就会死去。于是他拼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沿着地面一步步爬到将军的地方，替他止了血，从而挽救了他的生命。克思伯格来不及拥抱他的恩人。这位受伤的医生就已被转移到维也纳，他精疲力竭，截肢后4天就撒手离去。

在战斗中，部队往往在队伍后面预先准备一些马车，用来运载伤病员。当有人倒下时，他们就会被抬到医生那里接受护理。如果队伍被敌人赶回来，医生和伤病员往往来不及撤退，只好做了俘虏。在阿尔玛战役中，英法联军追击，俄国军队溃退，结果留下了一大批伤病员。几百名俄国伤兵被抬到战场的东边，在靠近河流的阴暗处一字排开。

幸运的是，当时的司令部里有一位外科医生。强烈的意志力、不可抗拒的热情、公正的判断力，以及很少和当局合拍的性情，使他的荣耀感和责任心极其强烈。他就是第四十四军团的汤姆逊医生。虽然俄国部队已经放弃了这块领土，他仍然成功地获得了400磅的饼干，以及协助他工作的必要人手。他立即让一整天没吃任何东西的伤兵们饱餐一顿，下一步着手把伤兵伤口全部包扎好，这样整整花去了他从晚7点到半夜近12点的全部时间。

这时，留下来的士兵全部去运送英国伤兵了。他们把伤兵运送到停靠在欧帕托亚的战舰上去。可是，汤姆逊医生和他的助手约翰·古纳斯，仍然留在俄国伤兵中间。白天烈日似火，夜晚寒冷如冰，就这样，他们单独留在那里三天三夜。终于，运气来了，交战双方休战了，他们把伤兵装在船上，运送到一个俄国码头。“最后，”肯拉克先生回忆道，“在26日早上，‘阿尔比’号船长路希顿上岸后发现了他的两个同胞，他们正处在求助无门的时刻。路希顿船长为他们的幸运而高兴万分，也为他们所遭受的一切而倍感同情。”

与他们一样，伯纳瑞斯医院的外科医生恺依，在印度兵变期间，也曾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那时敌人正向他们扑来，准备把他和他可怜的伤兵一网打尽。对于发生在考坡尔的那次可怕事件，人们仍然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死了，从男人到女人，连孩子都无法幸免。在暴乱的印度兵的战火焚烧下，英国兵拼死支撑到最后。“简直不可思议，”纽约的库勒先生说，“在这些普通士兵面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无宗教信仰者。生活的艰难和亲友的穷苦，使他们很难具有任何宗教意识，即使有，也是少得可怜。可是，在印度兵大暴乱的时刻，他们的宗教意识突然产生了。无数的英国士兵，面临着印度兵强加于他们的两难选择：或者信奉暴乱者的宗教，或者宣布自己信仰基督教，从而被那些穷凶极恶的野蛮人以各种残酷至极的方式处死。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毫无疑问，这些普通士兵死得异常刚烈，世上没有什么比他们所走的路更能通达光明之境了……他们是属于基督教阵营的，即使烈火金刚，都无法把他们刚毅的心灵撕裂……所以，在缺乏优美雅致的地方，刚毅仍然存在，除非你认为优美雅致就意味着高尚之物、就意味着纯洁高尚的生活，以及一种发自心底的宗教意识。”

接着就让我们谈一谈两位士兵的例子吧。在玛尔腾最近爆发的霍乱期间，他们服役于第七十军团。在没有妇女的情况下，他们承担了护理病人和死者的任务。在霍乱医院里，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德比希下士由于疲劳过度，终于倒下了，但他的岗位马上又有人替补。另一位霍帕下士，自愿到托帕医院去服务，在那儿，他受到了院方和军方的双重嘉奖。两位下士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时刻与死神搏斗。过了不久，部队领导来到玛尔腾视察，当着许多可敬的同志之面，公开表扬了德比希和霍帕。

同样的品质闪耀在战火纷飞中。1812年，法军围攻凯狄兹城。在大街上，在窗户边，在屋子门口，到处可以见到倒下的人们。敌人的炮火一来，人们就拉响唯一的一口大钟，警告居民赶快逃避。一天，报警的钟声拉响了。可是，炮弹偏偏纷纷落在大钟上，把它击得粉碎。负责拉钟的僧人毫无惧色，拉响了另几口小钟。这位善良的人战胜了死亡恐惧。

在这场围攻战中，女人表现出了同样勇敢的行为。玛塔高达是一个偏僻的堡垒，没有沟壑，也没有防空洞。在这个堡垒中，驻扎了140名英国士兵，任务是阻止法国军队的进攻。一队74人的西班牙士兵和一支全副武装的小舰队合作，共同抵御敌人。可是，一艘伪装的敌舰悄然进入码头，向着小舰队猛烈攻击，士兵们纷纷落水，舰队被驱赶到凯狄兹码头去了。58门大炮和最大口径的迫击炮集中火力向着小堡垒猛烈轰炸。脆弱的围墙在如雨般炮弹的攻击下，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光秃秃的城隍和勇敢无畏的卫戍部队。激战进行了30个小时，只剩下玛塔高达妇女在抗击。

一位名叫丽旬的陆军士官妻子在炮塔里照料伤兵。病人口渴了，急着要水喝。她叫来一位当鼓手的男孩儿，请他到井里去打水。男孩儿犹豫着，因为他知道水井正处在敌人的炮火攻击视角之内。于是她自己抢过水桶，冒着密集的炮火冲向水井。在井边，她终于打满了一桶水，随即一颗子弹打断了水桶绳，她又从容地把它修好，带着水回到病人身边，完成了任务。

炮火密密麻麻地掉落在堡垒中，一个小时之内把西班牙国旗旗杆打断了6次。最后，指挥官托马斯·古拉汉姆（之后是里拉多奇）见抵挡不住，便派一个小分队把幸存者送走。在副官莱福瑞的指挥下，他们占据了一座阵地，可是不久副官就牺牲了。战士们拼死抵抗，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才最终放弃了阵地。小船载着幸存者，包括这最后一名战士和英勇的玛塔高达妇女，回到了凯狄兹。

有谁会相信女人也能在战时护理伤兵呢？这样做，确实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高贵的精神。护士往往来自日常家庭妇女阶层。在南丁格尔小姐献身于照顾伤老病残从而使自己名垂青史之前，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护理是一件需要专业培训的事情——它需要聪明、坚强、专注，以及仁慈、同情心和爱心。“据说，甚至书上都这样写道，”南丁格尔小姐说，“每个女人都是一个好的护士。相反，我认为男人对护理的知识知之甚少。”

然而，她把自己奉献给护理职业，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一句话，出自爱心和责任感。她本来根本就没有必要从事如此令人厌烦、如此不为人喜欢的职业的。她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小姐，懂得多种多样的手艺。她是家里的宠儿，逗人喜欢，也是交际圈里的中心。上帝给了她一切使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都幸福无比的东西，然而她放弃了所有这些追求，走上了一条通往痛苦和悲哀的路。她对自己的同类永远充满了强烈的同情心。她在学校教孩子，看望贫困穷人，当他们生病时则救济他们、护理他们。她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不过是英格兰的一个小角落而已——汉普郡的恩布雷。然而，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做的好事，也能在暗中悄悄完成。美好的世界在向她招手，她本应该做镇里其他女孩儿所做的事情，可是她的心灵把她引向了别处。（注：①曼彻斯特主教在欧斯维忒布道时，收到一位年轻女孩儿的来信。她告诉主教下面一些关于她的生活的事情，并问他在这样的生活中是否还有时间做善事：“我们10点钟早餐。早餐占据了一小时的大部分。其间我们阅读来信和报纸上的新闻。之后我们必须回信，母亲希望我替她写请柬或对别人的请柬进行答复。接着我必须去温室喂金丝雀和鹦鹉，并修剪树枝和花。然后就到了着装去午餐的时间。我们的午餐常常在午后2点钟举行。3点，我母亲喜欢我陪她去打电话，然后估摸着朋友们来访了，就回家喝5点钟的午茶。这以后，我们准备开车去公园，然后回家吃晚饭。晚饭后我们去剧院或歌剧院看戏，之后当我回到家里，已经精疲力竭，连自己这一天做过什么都记不清了。”）对不幸者、失落者、被蹂躏者，她怀着浓厚的同情。她看望医院、监狱和管教所。当别人在瑞士或苏格兰或海滨消磨快乐的假日时光时，她却一头钻进德国护士学校或德国医院里。她从零学起，先学习如何使用抹布、硬毛刷、掸子，然后循序渐进地学习护理技术。接连3个月，她日日夜夜守候在病床边，从而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

南丁格尔小姐回到英国以后，继续从事她的工作。“女家庭教师医院”由于不懂得如何管理，几乎濒临倒闭，于是她负起了管理这所医院的责任。她忘记了对自己家庭的爱，忘记了乡村里新鲜的空气，全身心投入到哈雷大街那可怕的医院里。在那里，她把自己的精力、时间、才学，全给了她那些病弱的姐妹。虽然医院被挽救了，可是巨大的压力使得她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她不得不抽空跑到汉普郡去呼吸宜人的空气。

然而，一件急待救助的事情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急需一大批专业护士。伤病员躺在博斯普鲁斯的医院里，少人看护。南丁格尔小姐服从了自己高尚的冲动，立刻赶去救助他们。她上了一艘开往斯库塔利的船。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生命威胁，艰难困苦，船只失事，总之是什么样的危险都有。然而，当责任感推动勇敢精神时，谁会考虑危险呢？南丁格尔小姐几乎是有求必应。她深入到伤病员中间，护理那些受伤的士兵和水手；她安排了一切护理事务，管理着整个医院的大小事情。

在这位英国小姐的耐心看护和救治下，伤病员很快得到了康复。当士兵们看到她俯身拾起他们掉落枕头的身影时，默默地为她祝福。他们不知道该叫她什么，只是称她为“光明小姐”：

睡吧，谁替他圆一个安静的梦？

敌人已离开，他的心思与谁共？

天使不曾来过，

唯有一张美丽的面孔，

在人间里，焕发着生命的温暖！

战士们崇拜这位年轻的小姐，他们禁止一切可能伤害她的粗言秽语；需要动手术时，他们毫不畏缩，强忍住一切痛苦；对她的建议和劝告，言听计从。而她，也十分关怀那些普通的士兵。她不仅对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关怀备至，而且与他们那些英格兰、爱尔兰以及苏格兰偏僻山区的朋友取得了联系，她替他们节省开支。每一周，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替他们发送给家乡朋友的汇款。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莫逆于心的相知之情！

“勇气，说来简单，”她说，“无非就是耐心、善良，以及默默忍受痛苦的力量。一个民族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比一个普通士兵所表现的，又多到哪里去呢？……就拿一个人来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一生都献给了别人——不管是他的女王，还是他的国家，那么，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比一切禁欲、斋戒、谦逊、坦诚都强过许多。在英国，这种自我奉献而不叫作牺牲的精神，确实什么都比不上。”因而，即使从最普通的士兵生活经历中，我们都能读出许多。

丝坦蕾小姐回到英国以后，就投身于帮助那些士兵的妻子和寡妇。她在约克大街和威斯敏斯特购买了一所房子和花园，建起一个机器洗衣店。她从政府那里取得了一个专门提供军服的合同，从而保证了一大批被遗弃妇女的就业机会。丝坦蕾小姐以巨大的热情致力于安慰和护理伦敦穷人的妻子。在千万个人中，她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但那些善良的女人所做的工作与她并无二致。她把终生献给了为他人服务的事业中。她是自我牺牲的化身。至于是否获得他人的嘉许，这并不重要。对那些希望步她后尘的人，她说：“永远别忘记阿诺德医生。对他日志中的最后一条，我每天都重复两次：‘做上帝所愿做的，也别怕别人做你所做的，如果神愿意，它就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