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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像士兵一样的伟人（第3页）

威灵顿对所经过国家的人民都很仁慈。西班牙人害怕英国人，但更害怕威灵顿的部队。西班牙军队到哪里就抢劫到哪里，而英国部队则禁止抢劫。但后者的资金和运输工具就受到很大限制。当威灵顿的部队在追击马塞那时，他的士兵拿了老百姓的木头烧，慷慨的公爵从自己的口袋里付了钱。他说：“部队的使命之一是对不幸的居民施以同情，保护其财产免受抢劫。”

他部队中的西班牙士兵通过多种途径，散布对英国人的敌对情绪。公爵仍坚持，“平和的居民应该受到尽可能最友善的对待”。当西班牙士兵进入法国时，立即开始烧杀掠抢。公爵发现此种情况后，立即命令他们回国，并在没有西班牙士兵的情况下发动阿兹之战。他对唐·弗雷尔说：“我决不允许抢劫的发生，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抢劫，那我就必须任命别的指挥官。”

在国内，威灵顿所得到的支持很少，他没有权力对他土兵的英雄行为以奖励。法国将军则有权通过提升职务来激励士兵的士气，威灵顿则不能，所有的提升都是国内掌权者说了算。从未离开英国的军人都是越过威灵顿将军而得到提升。

弗勒谢尔将军，他用壕沟防御托勒斯·维德拉斯，指挥攻打西乌达德·罗德里戈、巴达乔兹、伯戈斯和沙拉马尼卡等地，然而真正任命他为将军则是3年后的事，那时他在圣塞巴斯帝安战壕中已被一个炮弹炸死。英勇的不屈不挠的瓦特斯将军则于1815年在滑铁卢得到了他于1809年攻打多鲁时就要求的军衔。是的，无奈之下的威灵顿只能不断地通过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来报告他的有价值的战绩。

他的士兵欣赏他为改变条件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他们为他挽救士兵生命的热情而感动。他们敬佩他的公正、真实、公平、无偏见。他对手下的官员和士兵总是赋予完全的信任。他原谅的士兵多，惩罚的士兵少。遵守纪律绝对必要，但他总是用最有利的眼光看待士兵的错误。一次，一位军官在敌人面前表现软弱，他没有将其送到军事法院，而认为这位可怜的人仍有可取之处。他说：“我宁愿让其退伍，而不愿驱赶他出军队。”一次，一名军士偷了同伙的钱，被判了刑，原因是一名妇女诱使这位军士犯罪，他以前的品性良好。公爵原谅了他。他又当了官，并执行军事任务，后来成为英国的优秀军官。

威灵顿特别注重培养自己的服从品质，他能做到非常冷静、文雅和迷人。他从不发布命令，只是恳求和要求。在与军官的谈话中，他恳请他们不要对下等人使用粗话。他说：“粗话完全不必要，可能使人受到伤害，但绝不会让人心服口服。”

即使在战争中，他对士兵仍抱有最伟大的同情。纳皮尔说，公爵在一旁默默地流眼泪，在他得知前方的2000名士兵度过那个可怕的夜晚之时。6月18日清晨，休默医生来到公爵房间向他报告在瓦特鲁战斗中的伤亡情况，他发现公爵躺在床上，因一夜未眠，他脸没刮、没洗。公爵醒来后，坐着倾听伤亡报告，报告很长，医生不时抬头看着公爵，他发现他的拳头紧握、满脸泪水。

同一天，公爵写信给他的朋友马歇尔·比雷斯福德，信中写道：“伤亡震撼了我，我对战争的所谓得失已冷淡。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战争，失去这么多老朋友和同志，我的心已经碎了。”在给阿德尼勋爵的信中，他写道：“这样的胜利对我毫无安慰。”是的，他赢得了巨大的战争，盟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他骑马穿过田野，听到伤病员的喊叫声、呻吟声时，这位武士迸发出炸裂般的情感说出了难忘的词句：“世上除了失败之外，再也没有比胜利更可怕的事情了。”

后来，在参议院的演讲中，他说：“我是在战场中应该牺牲而没有牺牲的人当中的一个，如果有国内战争，我将牺牲自己来避免它。”

公爵是一位仁慈的人，他保护西班牙免遭自己士兵的虐待。他甚至保护敌人。在塔拉维拉战争之后，英国人给古斯塔的士兵以打击，以免他们杀死或者肢解受伤的法国人。M。查特欧比尼德说：“我仍对威灵顿公爵抱有太多的敬意。真的，我们感动得流泪，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受尊敬的人，在葡萄牙撤退期间，给每个活着的法国俘虏两个畿尼（旧时英国金币），让他们安心回乡。”

公爵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此类事件息息相关。在印度，他医治并培养都尼帝阿的儿子长大成人，当时小孩躺在一群伤员中间，奄奄一息。他热情地帮助弗兰西斯将军恢复健康——当时他被西班牙人抛弃并处于自生自灭境况。他放走了年青的马卡里拉斯和许多西班牙政府残酷行为下的受害者。他焦虑地保护着法国伤员，以避免遭受葡萄牙士兵的愤怒攻击。“依据战争法，”他说，“他们应在我的保护之下，我也决定向他们提供这种保护。”他允许法军外科医生参加伤病员武装，在营地巡逻，以保安全。对敌人，他也抱有相同的荣誉感。在印度，有人提议暗杀都尼帝阿瓦以结束战争，他轻蔑地否决了这种提议。西班牙国内有反叛迹象，他断然拒绝支持反叛分子的建议。他眼里的军事胜利只属于能力和勇气的荣光，而非通过别国军事政变来取得。

在托勒斯·维德拉斯，爱斯林亲王焦急地察看英军防线。他在一法军炮兵连的掩护下，在一座低矮的花园墙壁上支起他的望远镜。英国军官看着他，他们可以制服这位“统帅”，于是发了一枚炮弹，以提醒统帅注意危险。这一炮非常准确，把亲王支撑望远镜的墙打倒。马沙理解这一谨慎的提示，他命令炮兵连开走。

威灵顿在瓦特鲁也是如此。当公爵正在观看法国工事构建时，一个火炮军官骑马赶到，指着拿破仑站的地方，“我们的炮火很容易够到他，打翻他们几个绝对不成问题。”“不，不！”公爵回答道，“在大战之中指挥部队的将军有别的事情要做，而不是互相射击。”

皇帝倒台后，威灵顿拒绝了处死拿破仑的要求。他说：“杀死拿破仑，我们的子孙将引以为耻。”在给查尔斯·思特瓦特的信中，他写道：“布拉奇希望杀掉拿破仑，但是我告诉他，我抗议。我坚持按公意办事。作为朋友，我建议他不要与这卑鄙的勾当有牵连；在成为迫害者的问题上，我与他泾渭分明；并且我决定坚持如果君主被处死，他们就是刽子手，而我不是。”

他这样急切地保护拿破仑，真是一个奇迹。拿破仑曾拿出1万法币给那些烂崽，试图暗杀威灵顿公爵。

公爵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希望他的下属与他一样。1809年，他给克勒曼将军的信中写道：“英国军官送来假释犯，你可以相信他们不会逃跑，如果逃跑，我再给你送来。”公爵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贿赂收买不了他，威慑吓不倒他。身处卑微时，他会说：“下命令吧！我服从。”是的，他的服从、正直和忠诚是完美无缺的。他关心别人，不考虑自己，不嫉妒。他决不为自己美言而与人争功，注重自己和下属的声誉。出错时，如在伯格司，他完全承担错误。他支持戈汉曼、西尔、克劳福德反对国内的诽谤。他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精神，这使他鄙视不公正和污蔑。当马德里市长赞美他时，他不说自己的功绩，只说：“战争掌握在上帝的手里。”

威灵顿最伟大的品质在于他的强烈责任感。履行作为一名士兵的职责，是他活着要干的唯一事情。即利用一切方法，一切机会，用尽最大的能力和发挥最大的资源去取得最大的成功。持之以恒的要求和毫不动摇的决心，保证了他一生责任的言行合一。对于我们来说，观察他的和睦、纯朴和坚强的品质，并加以理解和效仿，这对形成自己的个人品质是大有裨益的（注：见托马斯·比尼所著的《威灵顿》）。布莱尔蒙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他是一个时代创造的最自豪而又最真实的人。他最聪明，视保卫英国王权为其神圣的职责。”

以国家的建立为例，普鲁士当时在拿破仑的统治之下，政府是一个空架子，它是法国皇朝的附属国，凡·思特尼前来拯救他的国家。1807年10月，思特尼构想了一个解放国家的计划，这个计划便是充分赋予人民自由。其核心包括一些激烈的语言：“国家的外部损失，必须用我们的内部力量加以弥补。”他说，皇朝的力量不在于贵族，而在于人民。“唤醒人民，给他们以自由、独立、财产并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让我们解放农民，因自由的劳动能使国家更有效率；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因恒产能增加一个人保护国家的勇气。把市民从独裁中解放出来，并监护贵族，因为工厂和城镇的自由会给古老的德国人民以骄傲。告诉贵族，贵族立法只有在他们的行为无害于国家、人民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他们必须纳税，并剥夺武力上的特权。资产阶级不要满足于卖弄学问，而要向人民学习，与人民一起生活，适应时代的生活标准。”

这就是思特尼炮制的计划。威勒齐因保护贵族而被罢免，歧视性的法律被废除，市政体系得以建立，普鲁士青年逐步而广泛地训练使用武器。就在此时，拿破仑已听说了“一个思特尼”，一个着手解放普鲁士的思特尼。1808年，思特尼被迫离职，到奥地利避难。不过，他的计划正被他的继承者康尼特·凡·哈德伯格周密地进行着。不久以后，雷谱系科战争爆发，拿破仑的部队撤回法国，思特尼的部分计划得以进行，然而，他提出的全国代表制被无限期地推延。农奴制被废除，普鲁士的财产制度得以建立。思特尼死于1831年，他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坚定品质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大约3年以前，思特尼纪念碑在柏林落成，法学教授格思雷特博士号召人民记住这位历史上的英雄，记住他为普鲁士所做过的事情。他说，思特尼证明了宗教是道德生活唯一真实的基础。除非有爱国精神、与邻友爱的热情，否则，感官上的快乐、无聊、富裕彼此是不能中和的。除非有民主的存在，否则宪法就是一种相对的冷淡。“我们感激他的教导，他是一个实干家，活力、爱国、真实而忠诚。由于深深地敬畏上帝，人与人相互之间隔膜的虚伪面纱被撕下，彼此消除了害怕。他不畏艰难，订立规则，指导人们执行。他怀着君子般的愤怒去抨击害怕、胆怯、自私、假装、傲慢、粗鲁和专横等这些不良品质，并大胆地与偏见和陈腐作斗争。这是上帝仁慈的委任，这位可敬的思特尼，这块宝石，我们的根。他是一位坚定的有活力的改革者。竖立这块纪念碑是帮助我们记住这位离去的政治家，现代德国所有的惯例都有他的思想痕迹。我不吹嘘这块纪念碑是光荣的象征，这种想法会玷污他纯洁的思想和行为。但碑文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不是光辉之碑，而是感恩之碑，不是胜利之碑，而是感谢之碑。”

我们所有活着的人，用自己的眼睛已经看到这个国家逐步出现的活力。40年前，意大利前途黯淡。自治政府的能力，虽然曾一度被认为是意大利的荣耀，但是现在已经穷途末路，人民已经丧失了旧时的政治品质。在拿破仑倒台后，意大利被一群绝对主义者分割，他们以铁的手腕统治着人民。直到1848年，撒底尼国王查尔斯·阿尔伯特大胆地宣布了立宪政府的基本原则。那年，一场伟大的战争席卷欧洲。巴黎街头路障林立，路易斯·菲力普国王流亡英国。柏林，军队和人民巷战，城市处于紧急状态。波兰爆发起义，后被残酷的屠杀所镇压。米西纳被那不勒斯国王所炸毁。波普流亡到戈尔塔，罗马共和国建立。米兰人民起来反对奥地利人并将他们赶出国土。威尼斯也步其后尘，在麦尼灵的领导下，建立了临时政府。

哈里思·阿尔伯特去增援米兰人，将奥地利军队赶回都灵，并在纳华那将其击败，收回了叛乱省份。国王在其儿子威克多·伊努曼尔的逼宫下退位。年轻的国王把剑指向了奥地利军营，说：“把奥地利人赶走！”当时，这话近乎吹牛，然而目标实现了。马歇尔·拉德滋克提出废除由他父亲创立的人民立宪宪章，而效仿奥地利的专制政策。年轻的国王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宣称要尽快签署文件，准备与所有的君王断绝关系。他说：“王室只知道流亡的道路，而不知道耻辱为何物。”拉德滋克，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位征服者，但不得不承认年轻国王的伟大。他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将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有能力的政治家群起支持国王。在纳华那取得成功过程中所经历痛苦的日子里，卡温说：“存在一天就多一分收获。”当与俄国的战争爆发时，撒底尼国王只派了15000人的军队到克里米亚，这是大胆的行动。有人告知卡温，撒底尼的步兵在泥水中作战，他惊异地嚷道：“意大利将从泥巴中诞生！”奥地利非常愤怒地注视着撒底尼国王力量的增长，威胁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威克多·爱猛麦尼尔发表宣言：“奥地利正在我们边境增加部队，威胁要侵略我们的国土，其原因是因为这里的民主，这里的人民与统治者和谐相处，因为意大利在发出呐喊。奥地利胆敢问我们，谁为自卫而武装？它要我们放下武器而屈从于它的仁慈，那污辱性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它应有的回答：我拒绝它的要求——士兵们，武装起来！”

拿破仑皇帝与撒底尼国王组建了联盟，向奥地利宣战。战争开始了，奥地利士兵相继撤退到门特比洛、帕雷思特洛、马几尼塔、马里格那鲁和索菲利鲁。一纸威拉发尼卡条约结束了战争，这样，伦巴蒡、托斯卡纳、帕麻、门德纳和巴那格那统一为北意大利。随后，格里巴勒帝动议侵略西西里区，他赢得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胜利。格里巴勒帝只身乘坐火车进入那不勒斯。王国从来没有这样被征服过，但是，时代变迁，人民倒向意大利联邦。威尼提亚和罗马是最后加入联邦的。

意大利已经融合为一个联邦并团结起来，建成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这是欧洲最有力的国家之一。几年的时间内，意大利已经逐渐变得伟大。我们把这一事实视为最伟大的道德征服。民族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只有经过多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一个民族才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请不要遗忘战争的恐慌。欧洲到处都是军队。科学只为战争服务，制造各种武器：来福手枪、迷你枪、格林机枪、马丁尼·亨利炮、水雷和其他战争武器。民族之间都彼此警惕地监视着，任何轻微的挑衅都相伴着巨大的复仇、霸权乃至征服的战争。在法国、德国、俄国都一样。

欧洲最后一场战争发生在欧洲东部。俄国攻占了土耳其，经过残酷的较量，土耳其人被赶到君士坦丁堡。当战争的光环消退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战场：军事联盟、指责、得意忘形、英雄行为、胜利的荣耀。在1879年5月，罗斯先生陪着斯戈比罗夫将军参观西普卡关口。（注：《塞洛瓦和西普卡（修订版）》，作者金纳尔德·罗斯。见《绅士杂志》。）罗斯将军说：“在西普卡村庄附近，斯戈比罗夫将军走出帐篷，在他的指引下，我们一队人观看了地形。刚走出几步就看到4棵山毛榉树树荫下立起的木制十字架。将军立即脱帽，我们大家都脱帽致哀几分钟。走开后，将军告诉我，那是英雄之墓，在战斗的那天，我特别命令要把十字架立在他的墓上，以便标识他安息的地方。他仅仅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出生在俄国的一个良好家庭。战争期间，受军队的热情和神圣的俄国军队的正义事业所感染，他逃离学校和家庭，独自来到战场。在攻打普罗旺时，我接受他为志愿兵，他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在色挪华指挥第三十二团攻击中心据点。满腔热情和全不考虑危险的他，英勇迅速地带着他的人走上战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前进，最终进入据点时，被敌人的刺刀刺进了胸膛。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但却是英雄的一生！”

这就是英雄主义；其次才是结果。“穿过溪流，我们进入那个小岛的中心据点，呈现在眼前的是什么景象啊！据点所有门的周围都散落着破碎的弹筒、炮弹片、破烂的军服，好像战争就在前几天刚刚结束。据点内部的恐怖景象是我没法想象的，几百号人被匆忙地埋在那里，雨和雪敲打着尸体旁边的松土，狐狸和狗吃掉旁边还没埋掉的尸体，据点底部到处是尸骨。这些骨头混合成奇形怪状，但都已被太阳和雨水漂白。

“‘看看这些已不再呼吸的嘴！看看他们怎样地嘲笑你们大家！然而，他们曾经与你们一样！’这以后我们似乎经历了战争的震撼，这个地球被泥土所覆盖，这些泥土是：骑手与马匹，朋友与敌人，但事实上都没有这个场面的一半恐怖，这一恐怖景象出现在战争骚动16个月以后。当我们盯着这堆尸骨存放所时，斯欧比罗夫将军对我说：‘这是一种光荣！’我回答道：‘无论如何，是的，将军，擦干眼泪比流血更好。’他回答道：‘对，但我是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