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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伏羲设局（第3页）

说法很快就有了，那就是承认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并为之设立祭坛。

祭坛在红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只不过女的圆，男的方。这倒是符合我们的主观感受：男人有棱有角，女人珠圆玉润。难怪女娲手上拿的是规，伏羲拿的是矩，女圆男方嘛！

那么，天圆地方，又怎么讲？

天，不是男性；地，不是女性吗？

对不起，男人变成天，就像女娲变成蛇，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在远古，在女娲的时代，女人才是天，男人则是地。只不过，自从男人有了方方正正的祭坛，也就好歹有了一席地位，可以跟圆圆满满的女人分庭抗礼。

于是伏羲摇身一变而为蛇神。

伏羲怎么会是蛇呢？伏与狗有关，羲与羊有关，牺与牛有关，哪有蛇？兵器倒是有的，因为伏羲又叫伏戏。戏，还有羲字中的“我”，本义都是兵器。如此说来，难道那蛇其实不过祭坛上器皿中兵器的倒影？[4]

当然不是。

伏羲变成蛇，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文化革命”。也就是说，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牛的男人，开始要求在饮食和男女两个方面，都能体现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就必须引蛇出洞。

但，为什么必须是蛇呢？因为只有蛇，才是男性最强有力的象征。鸟，就温柔了点，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

所以，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蛇的作用都将一以贯之。在氏族时代，它是生殖崇拜的符号；到部落时代，它将成为图腾；到国家时代，它还将成为祖宗。只不过，狡猾的蛇多半会处于潜伏状态，该出洞时才露出真容。

妙哉伏羲！他还真是伏蛇，而且披着羊皮。

因此，潜伏的蛇神现在是羊人。他是羲，是義，也是美。美，上面是羊，下面是大，即“大人”。古文字中，大人物都写成正面而立的“大”（如美好的美），普通人则写成侧身而立的“亻”（如佯装的佯）。从佯到羲，到義，到美，伏羲这小伙子拾级而上，每一步都离不开羊。

善哉羊也！

是的，羊是善，也是祥。因为羊肉可食，羊皮可衣，羊粪可以肥田，羊角可以做武器或乐器。这样的衣食父母，岂非功德无量？这样的大慈大悲，难道还不吉祥？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羊人伏羲，难道不美？这样一位远古时代的大帅哥，难道不该成为族群的领袖？

当然应该！

实际上，吉祥二字，古文字就写作“吉羊”。但，如果祥就是羊，那什么东西“吉”？红莲之珠。红莲就是女阴，红莲之珠则可能是印度人的摩尼宝珠，中国人的火齐珠，即阴蒂。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它可能是整朵花，也可能是花蕊或花蕾。因此，神秘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翻译为六字汉语，就是“神，红莲之珠，吉”。[5]

噫！红莲之珠吉，冠羊之人祥。

吉祥二字，伏羲占了多半。

三分天下有其二，父系当然要取代母系。

但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在母系社会后期，当篝火燃起夜幕降临时，登上祭坛的仍是女娲或蛙女。那模样和场面，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已经见过：掌握了“生与死”这“一号机密”的蛙女神，占据绝大部分画面，表示她是当然的领袖。她头上的装饰物鱼和鸟，分别代表着女性和男性生殖崇拜，也表示鱼人和鸟人是她的辅佐。四周，则是代表女性的花和代表子孙的星星点点。

至于男性的蛇人和羊人，此刻则多半还只能在台下打理那些陶罐、陶壶、陶盘、陶钵、陶杯、陶碗。他们当然想不到，自己跟前的陶鼎，将来会变成青铜的，并成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他们更不会想到，为了问鼎中原，兄弟姐妹和子孙后代们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爱，以神的名义

祭祀的高潮和余兴，是篝火晚会。

这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祭祀礼仪并非规行矩步，庄严肃穆，而是载歌载舞，天恩共沐。那些充满激情的歌舞，也是献给神灵的礼物。

礼物从来就是丰盛的。

首先是牺牲和粢盛，也就是肉类和粮食。这是食物。其次是玉帛，也就是玉器和束帛。这是红包。牺牲、粢盛、玉器和束帛，合起来就叫“牺牲玉帛”。既有食物，又有红包，可见请神吃饭态度之诚恳，仪式之隆重。

盛放牺牲玉帛的器皿，有鼎、簋（读如鬼）、簠（读如府）、豆。簋是圆形的，簠是方形的，用来盛放粢盛。鼎则有圆有方，用来盛放牺牲。不过，簋簠之类要到商周才有，都是青铜器，原始时代大约用陶豆。豆，是古代餐具，类似于高足盘，有的还有盖。盛放玉帛的器皿，和盛放牺牲的豆，叠加起来就是“豊”字。它读如礼，意思也是礼或礼器。[6]

当然粮食和肉类，神吃不掉；东西，也拿不走。玉帛之类，大约会重复使用。牺牲，则在仪式后由族民分食，叫胙肉（胙读如做）。分食也不完全是怕浪费，还因为肉上已经有了神的祝福。分而食之，正是为了共享太平。

牺牲和粢盛是吃的，玉帛是用的，歌舞则是看的和玩的。这同样是人神共享。没人知道，神灵们是否会坚持看完这台晚会。也许，享用了盛宴，拿走了红包，又观赏了部分节目，他们已心满意足，要回天庭或山林打盹。

然而分食了胙肉的族民们却意犹未尽，兴致正浓。毕竟，请神吃饭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既然这日子相当于逢年过节，那又何不把它变成嘉年华？

篝火晚会，弄不好就通宵达旦。

那是一种怎样的歌舞啊！在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头向一边侧，身向一边扭。他们的头上，飘着一根东西，疑为发辫；两腿之间，则翘着一根东西，疑为饰物。

嘻！这是土家族的摆手舞吗？这是纳西族的篝火舞吗？这是藏族的打阿嘎吗？这是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也许，它就是古人一再回忆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7]

这样的原始歌舞，一定虔诚而又蛮野，热烈而又谨严。那是先民们在庄严仪式上生命活力的体现。据说，乐器是女娲和伏羲的发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如醉如狂，神采飞扬，伏羲琴瑟，女娲笙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