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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章 何处惹尘埃（第2页）

因此，直到秦汉时期，江南是一个宽泛、模糊的名词，泛指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空间上没有特别严格的限制。

到了西晋末年，永嘉南渡，衣冠士族为避战乱，带着宗族、宾客、部曲，汇合流民，纷纷南下。公元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在琅邪王氏等南渡士族的辅佐下，建立东晋，定都建康（也称建业，今南京）。据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考证，永嘉南渡人口共有90万之多，其中，侨居今江苏一带的最多，约26万左右。

永嘉南渡对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开发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毋庸赘言。历史学者范文澜说：“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之后的）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

另一方面，永嘉南渡也使“江南”的涵义悄然发生变化。

东晋之后，南方以建康为中心，依次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再加上此前三国时期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合称为“六朝”，建康遂有“六朝古都”之称。

东晋、南朝继承中原的衣冠礼乐，接纳南渡的中原移民，成为流民心中的乐土。当时，南方广泛流传着各种谚语，如“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乐”。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建康，与罗马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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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的扬州。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故此，“江南”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联系起来，指代以建康为中心辐射的这片地区。

南朝有个诗人叫谢朓，出身陈郡谢氏，作辞写诗名盛一时，后世称为“小谢”。梁武帝萧衍说，三天不读谢朓的诗，便觉得口臭。唐代的李白也以谢朓为偶像。谢朓的《入朝曲》有一写江南的名句：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在小谢看来，江南是什么？她是富丽繁华之地，也是金陵（建康）帝王统治的政治中心。从此，“江南”不再是卑湿落后、地广人稀的代名词，而是成为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意象，后来，就连北方边疆开辟出一片富庶之地，也会联想到遥远的江南佳丽地，将这些地方誉为“塞上（北）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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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江南”正式摆脱地理上的模糊定位，以行政建置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依照“山川形便”，将全国分为“十道”，其中江南道（治越州，今浙江绍兴）“辖五十有一州”，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的广阔地区。

早在唐朝建立前，唐太宗的表叔隋炀帝是江南的狂热粉丝。他在位期间不恤民力，大行征伐，却做了一件对后世有功的事情，即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大肆征发民工，开凿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开通连接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疏通连接淮河、长江的古邗沟与江南运河。这几段运河，加上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在位时开凿的广通渠与山阳渎，以及后来的广济渠，构成了隋唐大运河。

大运河在华夏大地上呈现出一个横向的“人”字，一撇贯通隋唐帝国的核心区域关中与日益富庶的江南，一捺伸向北境的幽燕之地，而一撇一捺交汇处是东都洛阳，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则是隋炀帝魂牵梦绕的江都（今江苏扬州）。后来，天下叛乱四起，隋炀帝南下江都，醉生梦死，一日引镜自照，叹息道：“好头颈，谁当斫之！”不久后，他被身边的大臣背叛，缢弑于江都。

在传统农业社会，水运就是最高效的运输方式。这条沟通南北、贯通古今的大运河，进一步巩固了江南的经济地位，但隋炀帝更让后世记住的，依然是他的暴虐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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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运河。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唐玄宗在位时（712-756），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治苏州）、江南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黔中道（治黔州，今重庆），其中江南东道辖今江苏南部与浙江、福建地区，江南西道辖今江西、湖南洞庭湖与资水流域以东、湖北与安徽长江以南之地。

这一时期，江南、江东和吴，已经出现混用的情况。

比较典型的史料，是开元名相裴耀卿整顿漕运时的上奏：

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

唐朝建都关中，京城长安的粮食有相当一部分依靠江南供给。但是，江南水手不熟悉北方河道，中途往往遇到阻滞，很多粮食还没运到关中就损失殆尽。于是，裴耀卿主疏浚水道，并在沿途修建仓储，分段漕运，确保南粮北运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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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有唐一代，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长江下游的扬州Gdp排第一，长江上游的益州（今四川成都）排第二。

作为盛唐的转折点，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755-763）也成为江南经济地位上升的契机。

安史之乱爆发后，历来被唐朝当作政治中心的关中与河洛惨遭兵燹之灾，城市、良田付之一炬，很多地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主要的赋税来源三河（河南、河北、河东）、淮泗等地“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江南再度成为移民避乱的去处，引发了永嘉南渡之后的又一次衣冠南渡，如《旧唐书》记载：“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

有了人口，也就有了更多财源。到唐代后期，江南地区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所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唐朝灭亡后，南唐、吴越等统治江南地区的政权，都推行文教，发展经济，远离中原的混战割据。吴越王钱镠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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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南”的行政范围再度发生演变。

北宋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辖一府（江宁）、七州（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二军（南康、广德），大致包括今江苏西部、安徽南部和江西东北地区；江南西路大致包括今江西省；又设两浙路，辖今浙江、江苏南部镇江以东和上海等地。

靖康之变后，中原又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南迁，史称“建炎南渡”。此后，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分两浙路为浙东、浙西两路，浙东路辖今浙江南部，浙西路辖今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