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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论语》注译本,基本上也都是这样解释的。
如杨伯峻《译注》:“孔子说:‘早晨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可以。’”
孙钦善《注译》:“闻,知。孔子所说的道,或指治道,或指学说,这里指后者。”“孔子说:‘早晨悟到了真理,就是当晚死去也是可以的。”
潘重规《今注》:“由早晨到晚上,时间极为短暂,早晨得知真理,当晚可以死去。人若能悟得真理,就能在生命中发出无限的光辉,这样才不枉生,才不枉死,旦夕之暂,胜过万年,所以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了。”
但这种通行的解释是值得讨论的。
首先,它与孔子的思想性格存在矛盾。如果孔子以求“知”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可以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这样,孔子和纯粹的理论研究者就没有区别了。
但是,孔子的人生最高追求是“德”而非“智”,“尊德性”与“道问学”比较,“尊德性”是第一位的,“道问学”是第二位的。
孔子虽然说:“不知礼,无以立也。”但他更明白“知礼”并不等于“得仁”、“获仁”。因此他强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为什么?因为“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
好之者,虽笃,而未能有之。至于乐之,则为己之所有。”“知之”是“在彼”,“好之”仍是“未能有之”,还是外在的。
只有“乐之”,才是“为己之所有”。在孔子看来,修已不能只停留在“知”的阶段,要想把“在彼”的客观真理,化为“为己之所有”的主体之仁,就必须依赖于“行”。
因此,相对于“知”,孔子更重视“行”。他人生的目标不是“知道”、“知仁”,而是修已成仁,变天下“无道”为“有道”。
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文”属于“知”一类,孔子将其归之为“行有余力”后之事,其态度非常明显。
基于这种重德甚于求“知”的一贯性格,孔子是不可能“朝知道”而“夕死”的。
再者,孔子平常于“道”并非不“知”,也不认为“道”是难“知”的。古人感叹“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孔子也是如此。
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道”是其所“志”,平常焉能不“知”?他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道”是什么?他显然是很清楚的。
孔子不但认为自己平常是“知道”的,而且认为其它人“知道”也不难。子游曾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论语·阳货》)“学道”近于“知道”。
孔子认为这并不难,不但“君子学道”,“小人”也能“学道”。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人不“知道”,又怎能“弘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志于道”是对“士”的一般要求,是基本条件。可见,就是对一般士人,“知道”也并不难,只有“行”才难。
孔子不视“知道”为难事,不以“知道”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又怎么能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呢?
可见这种通行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孔子这位大儒留下的这一句话,让不同的人自己去感悟,自己去发挥想象。
修行者何尝不是如此,尽管他们修炼着前人留下来的心法,心法之时一个力量的源泉,一个大致的方向,能走到哪一个地步都要看修行者自己的能力,天赋,潜力,机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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